也有点同意这个看法。什么叫做写作的难

度?从作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指写作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程度,从文本出发,“难度”意味着文本向自身的挑战,也就是莫言自己声称的:“只要跟《檀香刑》不一样就行,别的咱

①也不管。”这里指的“不一样”当然不是两部小说的内容(这本来就不一样),而是指小说

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中,而是置放在处于蜕变和创新过程中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中来考察,那么,它的意义就不一样。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历史-家族”的叙事模式遭遇到的瓶颈,就是历史意识过于强大,以至于“家族”的元素完全为了图解历史服务,失去了文学想象力的自由放纵。曾有许多作家为此殚精竭虑,做过多种尝试,《生死,还有张炜》。这两位山东籍作家,他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看法、对现状的批判以及对民间叙事形式的探索,都有惊人相似之处。但《刺猬歌》没有家族的元素,它在企图摆脱史诗模式,转向更加自由的民间叙事形式的探索方面走得更远②。更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之间出现了非常相似的细节,

的叙事形式。这就意味着作家要向自己挑战。我们如果孤立地分析叙事形式,一次一次的生命轮回,用动物的眼睛来看五十年中国农村(包括整个国家的政策、体制、等)所发生的变化,,是《《檀香刑》的不一样,,但是否做得更好,就需要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说明。《檀香刑》的叙事结构犹如品三国,魏、吴、蜀三方军事集团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逐鹿江南,形成一个复杂的叙事结构;《檀香刑》也是如此,人物的叙述分别代表庙堂视角、知识分子视角和民间视角,三种叙事交叉于文本,叙述同一件历史事件,构成了对抗性的多种叙事层面。而《生死疲劳》没有这么复杂,一道道轮回的视角是同一立场同一视角,如果继续用不太确切的比方,《生死疲劳》有点像《水浒》的叙事结构,叙述对象一会儿是林冲,一会儿是武松,一会儿又是宋江,他们的故事连串起来,朝着同一个方向推动了整个叙述的进展。所以说,如果把《生死疲劳》的叙事形式仅仅定义在“通过家族命运反映历史”的叙事模式,仅仅把它看成是对历史的轮回形态或者多元解释的表述,那么它确实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死疲劳》缺乏难度和挑战性,我想是有理由的。　　

但是,要认识《生死疲劳》的叙事形式的意义,还不是那么简单。假如我们把《生死疲劳》的叙事形式不仅仅置放在一般

①莫言谈《生死疲劳》聊天实录(2006年03月15日):ht2

tp:///f?kz=139523502。②《刺猬歌》的结构里明显包含两个世界的奇妙结合,一个

是人间传说的世界,讲述了棘窝镇上半个世纪后半叶发生

的故事,另一个是民间的世界,有更加深远的时间意义……从民间传说的原型来看,刺猬的遭遇隐藏了一个普遍的神话母题:仙女(或女精怪)羡慕人间生活而下凡,与平民男子缔结良缘,但终究无法与人间社会共处,最终遭遇背叛而离散。小说展示的历史时间要遥远得多。第一个阶段是传说中的霍公时代,影射了动物人类浑然难分的阶段,可以看作是人类逐渐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响马时代,影射了人类进入文明史后自相残杀的漫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自然界是以伟大庇护者的旁观立场存在的;而第三个阶段是唐童时代,是人类开发自然,大规模掠夺、破坏自然资源的阶段,也是人类与自然界爆发“战争”的阶段。在这个民间传说的世界里,时间的模糊性与大地的亘古性甚相符合,所以在民间叙事里,刺猬与人类都不是叙事者,真正的叙事是大地的叙事,刺猬、狐狸、海猪、土狼、人类等等,都是其中的角色。这部分叙事舒畅而绚丽。如果我们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来看,紧张、偏执、绝望,与奇幻、赞美、绚烂所构成的截然对立的美学意象相结合,形成了《刺猬歌》特殊的叙事风格,作家把两方面的美学意象都推向了极致。(见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之二十八———〈刺猬歌〉》,《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