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鸣冤叫屈的惨象,让人一下子联想到《聊

斋》里的席方平,“必讼”的呼声震撼人心,这个开篇不同凡响,一下子就揪住了读者的心,迫使你非要读下去———这样的描写不能说其不饱满,但是它的饱满显然是体现在怪诞的叙事形态上而不是历史细节的真实之上,这是与《秦腔》的差别,也正是《生死疲劳》的独创之处。《秦腔》的叙事是通过一个傻子的眼睛来看世间百态,为了达到细节的真实和过程的合理,作家采取灵魂超越肉体自由飞翔的怪诞手法,《生死疲劳,捭阖,阅读效果,①。我指出这样一种的差别,当然不仅是为了说明这两位作家天然不同的创作个性和语言风格,更不是为了批评莫言个人的叙事风格,我是把他们放在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叙事风格的层面上讨论这种差别,为的是要揭示出当代长篇小说民间叙事形式的嬗变及其自我突破与更新的意义。

改变了党史内容为故事的原型模式;原始性则体现于人性冲动(如性爱和暴力等)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从而改变了意识形态教育(如政治学习等)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这些叙事要素的改变,在《白鹿原》出版后引起了普遍的争议,同时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遂成为民间历史叙事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由两大要素———历史和家族建构而起的。“”,其时间概》是》以北洋军;贾平凹的《秦腔》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都是以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农村土改为起点,而下限则打通了历史与现状的联系,直指当下的农村社会变革风云。其次是“家族”的要素,作家通过对旧家族史的梳理,尤其是对农村家族形象的重塑,来表达和叙述民间对历史的记忆,这与一种老人在昏黄灯下怀旧讲古的形态有点相似,却与从学

“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形成及其局限

我必须先要解释一个概念———“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前面所说的作家的自我突破与更新,是指作家在这种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家族”民间叙事的基础上再次突破,自由自在的创作境界是没有界限和终点的。一九八○年代中期,以《红高粱家族》为标志,民间叙事开始进入历史领域,颠覆性地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解构了庙堂叙事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草莽性、传奇性、原始性构成其三大解构策略:草莽英雄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角,从而改变了政党英雄为主角的叙事;神话与民间传奇为故事的原型模式,从而

①《生死疲劳》在叙述中由于混乱驳杂,多种叙述交错进行,

细节上的错误在所难免。仅以时间描写为例,就有多处出错。例一:金龙与互助、解放与合作的婚礼时间,在第三部里多次提示是1973年农历四月十六日,但是到了第四部的故事叙事里,这场婚礼在人们的回忆中变成了1976年。

如1990年时,当事人蓝解放称自己:“十四年的结婚生活中,我与她的性交……总共十九次。”又,书中一再提到春苗年龄问题:解放和合作进棉花厂(婚礼的同年)的第一天遇到春苗,她才六岁。解放与春苗年龄相差二十岁。解放生于1950年元旦,那么,春苗应该生于1970年。显然,叙事者把那场婚礼的时间挪后了三年,以为是1976年。当然我们可以开玩笑说,那时因为猪的记忆与人的记忆不一样,但不管是哪一方记错了,肯定都是作家的错。例二:第三十章互助用神奇的头发治疗小猪的时间,叙事人特意强调:“此时已是农历的三月光景,距离你们结婚的日子已近两个月。此时你与黄合作已经到庞虎的棉花加工厂上班一个月。棉花刚刚开花坐桃,距离新棉上市还有三个月。”前文已经交待,婚礼时间是1973年农历四月十六日,那么,解放进工厂的时间是1973年五月中旬,互助救小猪的时间应该是同年六月而不是三月,这样才与农村棉花开花坐桃(小暑节气,一般是公历7月)、新棉上市(公历9月以后)配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错误来自作家的笔误或者编辑的不负责任,但这些时间书写的错误会在阅读上给读者带来对叙事内容的模糊理解。注:本文所有引用本书的内容,均出自莫言《生死疲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不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