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皇朝的时刻写起,绅士白嘉轩与朱先生联

袂提出村规族规,开始了民间社会取代庙堂的历程。“家族”成为民间立场的一种象征,以家族的视角来解释历史,步步照应了大革命、清党、肃反、抗日、土改等等历史事件,半个多世纪风云通过家族的命运折射出来①。

用家族史来对应、表现近现代史的民间叙事,包含了两种历史轨迹的陈述,大的轨迹是从民国成立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或者写到“文革”;小的轨迹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写起,经历土改、大饥荒、“反右“文革”,世纪前后。》《圣天门口《秦腔》、《》等。在这些作品中,描述的故事是家族的故事,可是家族故事和人物命运直接演述了现代史的发展过程,贯彻了作家对这段历史的民间读解,仿佛是历史直接走上了纸面为观众表演,而家族的演变只是历史的注脚和符号,传递历史的信息。而且,这类“历史-家族”的民间叙事模式不仅仅是大陆文学的现象,台湾香港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同样存在,如陈玉慧的《海神家族》,董启章的《时间三部曲》之一,等等,都有类似的创作模式。大约古往今来的小说创作中,还没有像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那样沉重地背负着历史的大主题。这可能是当下中国正处于特定的历史阶段———香港回归需要梳理自身的历史,台湾面临着主体身份的认同,大陆学界需要对近现代史的重新清理和历史迷雾的澄清,民族历史的核心价值需要重新界定,一切都需要返回历史的原点———文学创作在这关键的时候又一次自觉担任了先锋功能。

但是,这样一种“历史-家族”的民间叙事模式被主流化以后,也不能不看到它给创作带来的明显束缚。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历史的地位远高于文学,以史传文的作用也

远高于以文传史,传统的庙堂意识并不在乎民间文学对主流史学的篡改和解构。所以在古代,历史小说基本上是民间叙事,其对正统的庙堂叙事的解构体现了民间叙事的活力,文学中的想象力和自由自在的精神体现得最为充分。但是在当代中国人文领域里,文学的影响要比历史深远广泛,所以当代文学被纳入意识形态的系统,现代历史题材创作就,对历:,要求历史小说能够“史诗”般地歌颂和普及现代革命历史。一九九○年代的民间叙事虽然旨在解构正统的庙堂意识,但其远远没有恢复到古代历史小说的民间立场,“史诗”的阴影仍然笼罩其上;就其解构功能本身而言,与一九五○年代的教化普及功能一样,都是要用人物命运和家族故事来图解和说明历史观念,那么,家族与人物的故事就不能不承担其不堪重负的“历史”使命。

①关于《白鹿原》的民间叙事特征已经有许多研究论著阐述

过,这里仅引最近韩毓海教授发表的论文《关于90年代中国文学的反思》中关于《白鹿原》的批判:“(陈忠实)对于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没有把握,因为作者处在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崩溃的时代,所以作者‘价值中立’到了不能批判地肯定‘历史主体’,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统治者还是被压迫者,他都不能肯定的地步,于是,他创造人物的办法,就不是塑造不同时代最鲜明的‘自我’,而是按照理学的‘天理-人欲’观,按照气聚成形,气消形散,不同禀赋造成不同气质———这样原始质朴的理学思想来塑造人物,这样一来,所谓的‘民族的历史’自然也变成了他所谓‘民族的秘史’了。”(见《粤海风》

)韩毓海教授的观点有自己的理解方式,2008年第4期。

这里不论。但他的敏锐批评和分析仍然是表达了《白鹿原》的某种特殊性,就是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营造的‘核

()心价值’而不是民族的‘核心价值’,从传统理学来整合

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我以为这正是陈忠实的民间叙事观念的表达。

②我这里所说的史诗性,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史

诗,而是指修辞上对于某种历史叙事风格的概括。准确地说,应该是“诗史”。如学界把杜甫的诗歌称为“诗史”的意思。宋祁《新唐书 杜甫传》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

(见仇兆鳌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诗详注》,)史诗与诗史是两个不一样一册,第7页,中华书局,1979。

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