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等,本来都是农村“金光大道”的一个个

里程碑,但是在莫言的笔下一笔带过,点到为止。驴的生命过程只有两个时间点———生:一九五○年土改以后,农民有了土地的欢欣;死:一九六○年大饥荒。这就是民间记忆。大约所有的中国农民都忘不了这两个时间点。第二阶段(牛犟劲)的两个生命时间点是: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九年。一九六二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经济开始复苏,到一九六四年有了新的气象,农民又有可能买牛了;一九六九年“文革”的动乱稍稍平息,“民来说“成仁。(猪撒欢)的生命时间点是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八二年。一九七二年农村经济由于提倡大养猪带来起色,而一九八二年则是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三年,所谓“初见成效”之时,农民从大包干责任制得到了好处。很显然,这些事件都是来自民间的特殊记忆,一九六二年的包产到户、一九七○年开始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都与农民的记忆没有关系,他们的记忆是从尝到了实际利益开始的,与教科书里记载的历史事件没有关联。或者说,在民间记忆的时间表上,人民公社、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等,都是模糊一片,不甚记忆,而清晰活跃在民间记忆里的,就是什么时候日子过得欢畅,什么时候日子艰难。前者是一九五○、一九六四、一九七二、一九八二等等,后者是一九五八(大跃进),一九六○(大饥荒),一九六九(“文革”中期)等等。这个记忆时间所展示的历史,与庙堂记载的历史大事纪,与知识分子感到兴奋的历史时间都不一样。因此,莫言笔下的鬼魂、动物或者怪胎的背后,其实就是一股汹涌澎湃的巨大的民间叙事。

《生死疲劳》的民间记忆不但真实显示

了底层的农民对于历史的认知,还表达了作

家本人对于历史的特有的解释方式。小说运用了大量怪诞奇特的叙事手法,作家对于历史内涵的丰富性都隐蔽在叙事的形式当中,超越了“历史-家族”民间叙事中通常出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显示了历史内涵的暧昧性和复杂性。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关于土改历史的反思。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共礼,。中国农民经削,只能从一次次失败的叛乱和起义中释放他们的仇恨与疯狂的集体无意识;而在现代革命中,农民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土改是他们最后一次仇恨心理的集体释放,其中的暴乱和残忍是可以想象的,可以看作是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弱势群体长期积压在无意识里的仇恨的集体发泄。但是这样的过分的仇恨心理和以暴抗暴的行为,在今天以和谐传统为基调的太平盛世中,无论历史观还是现实意义,都是作为不和谐之音而骇人听闻。中国文学中的土改叙事从来就有两种相对立的声音,丁玲、周立波的小说与张爱玲、陈纪滢的小说就是对立的代表作。这且不去说它。值得思考的是在一九四九年新政权建立以后,关于土改的作品明显减少,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土改小说的代表作,依然是全国建立新政权前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而当时新文学的主流却汹涌彭湃地扑向了农业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的鼓吹和宣传。很显然合作化运动的集体主义道路才是共产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目标,而土改,则仅仅是“最后”一次农民革命胜利后土地再分配的梦想成真。农民获得土地这一事件的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的目标,而且这些土地也即将被一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剥夺,那就是从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