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创业史”和“金光大道”。在历史长河的变故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的土地所有者(地主阶级)就成了历史过渡时期没有价值的牺牲品。由于土改的现实意义已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被消解,一九五○年代以后很少再有作家对土改感兴趣(尽管有大量的作家亲身到农村参加了土改)。而现在一代主流作家是在一九五○年代成长起来的,当年的农村顽童从老一辈的土改记忆中获得的都是血腥信息,“文革”中当地政权残害地主家属后代的罪恶无疑又加深了历史的印象。了“文革”腥风血雨过去后,,,莫言这一代,他们笔下反思土改往往是凭借了童年的“文革”记忆,再加上现代流行的人道主义、和谐社会等主流思潮影响,而不能用真正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暴力事件。莫言特意声明:“土改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是这个小说的简单背景,这确实算不上什么艺术创造,大概更是个政治问题,代表了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政治勇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张炜先生的《古船》就涉及到了,后来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我本人的《红耳朵》和《丰乳肥臀》,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杨争光先生的《从两个蛋开始》,尤凤伟先生的短篇小说和刘醒龙先生的《圣天门口》都涉及到了。”我想莫言在土改问题上不争头功,既是承认了一个事实———《生死疲劳》在描写土改这一历史事件中没有特别创意之处,他只是根据童年记忆中被渲染的血腥印象以及“文革”后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普遍憎嫌心理,塑造了这么一个冤案的细节,但同时也不能回避的是,这个细节在《生死疲劳》整个叙事中有关键性的意义:一切是非皆由此冤案而起。它是西门闹投胎转世的起因,也是所有历史纠葛的源头。莫言在具体描述历史事件中极力淡化的细节,恰

①

恰在叙事结构上放在了至关重要的头条位置。

历史小说中如何考察作家的历史洞察力和历史观念,不能仅仅看作家如何有意识地设计小说的情节,倒是要看作家在无意识的创作过程中如何泄露了他对历史的真实感觉。在《生死疲劳》中,这种感觉是从小说的叙事形式中表达出来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十八,历经酷刑的故事,也许作家在描写这些地狱惨象时有逗乐心理,把一个无辜的地主放在油锅里煎熬似乎很滑稽,但是叙事的隐形结构却泄露了两层意思:一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影射人间地主在土改中遭受的非人折磨并积累了巨大仇恨;二是暗示了这个鬼魂在阳间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只做善事不做坏事,也许其罪虽然不至于被枪毙,却也并非没有孽债,所以他只有经过下油锅受煎熬,五次畜道轮回的惨痛磨难,才能够真正地返回人间重新做人。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像《聊斋》里的席方平那样,遭遇了阴阳勾结,暗无天日的迫害,关于这一层意思,小说的叙事文本似乎并没有进一步提供相关逻辑,但是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它,暂且不论。所以,比较有说服力的可能性还是前两层意思,西门闹作为剥削阶级的一个成员,他在土改中遭受了残酷折磨,但尽管他主观上不承认,实际上他仍然有孽债未清,阎王爷把他放在畜牲道里轮回并非冤假错案,地狱也有地狱的法则。

我们继续读下去,文本的叙事形式还会一步步加深这类印象:好像除了西门闹的鬼魂在鸣冤叫屈外,整个小说文本只提供了一

①莫言谈《生死疲劳》聊天实录(2006年03月15日):h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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