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流动的模式_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6)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Erikson和Goldthorpe(1992)在总结工业化过程对社会流动影响的内在机制时认为,它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结构变迁的解释、社会选择机制的解释和构成效应。

其一,结构变迁的解释。它较多地带着结构功能论的色彩,认为工业化同时带来三个不同趋势,他们的联合作用是现代社会流动机会增加的原因。首先,工业化迫使劳动力大量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进而又转向服务性行业。劳动力被迫在经济部门间的转移,直接破坏了传统社会子继父业的社会传承模式,这是导致社会流动增加的首要原因。其次,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同时,工业化的另外两个后果是经济组织和社会政治组织的科层化,以及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科层化组织和专业技术职位的扩张,减少了劳动力结构中纯体力劳动者的比例,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行政办事和管理人员的比例大大增加。产业结构变迁、职业结构的科层化和专业化三者的联合效应导致中产阶级的兴起,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从中获益,特别是原农业劳动者和体力工人得到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这是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解释。

其二,社会选择机制的解释。与仅仅关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相反,社会选择机制的解释认为,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特征是流动机会(相对流动率)的平等化。这不仅仅是宏观结构变迁的结果,更在于社会的筛选和劳动力配置机制改变了。按照 绩效原则 ,将个人分配到合适的职位是工业社会的经济理性的必然要求,这使得社会筛选的机制从传统社会的重 出身 的先赋因素转向重 成就 的自致因素,从 看他是谁,到看他能干什么 (Erikson&Goldthorpe,1992:6)。工业化大生产需要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和高质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这推动了教育事业的迅速扩张。接受良好教育从原本是上层阶级的特权,现在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就业的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也出于工业大生产的经济理性本质,无论是教育的筛选,还是职业位置的分配,都将越来越按照绩效的原则进行,个人的社会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力势必越来越弱。换言之,社会的相对流动机会将越来越平等。在这个意义上,使社会趋向开放的真正幕后推手,并不是工业化进程下的经济结构变迁,而是工业化大生产和市场竞争造就的经济理性 绩效原则。另外,伴随工业化进程的其他一些因素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