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流动的模式_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20)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1974)所指出的,教育的过程是一个接受和传承文化资本的过程,学校本质上是一个承担着教化和传递文化资本职责的社会机构。在这个意义上,出生于高阶层家庭的子女传承了家庭的文化资本,更容易在学习上表现突出,于是在获得教育成功的机会上就有了先天的优势。同时,高阶层经济上的优势也可以转化为子女学习条件上的优势,如通过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请家教等。这意味着当教育成为家庭地位继承的中介,高阶层在绩效原则下,仍然可以保持对低阶层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绩效原则并不能完全消除家庭背景的作用,家庭地位的传承仍然可能在完全绩效的条件下实现。

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上述这三个流动类型都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现实的社会流动形态必然是多种理想流动类型的混合,同时表现出多重特征。但我们可以从各模式特征的强弱来判断流动类型的变迁。1949年后,中国社会历经多次制度和政策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代际流动类型是否因此也发生了模式转变?这是代际流动研究者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一般认为,改革前(特别是 文革 时期)社会流动的主要体制特征在于,国家对工农子弟采取一系列庇护政策。原处于社会下层的工农阶级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与优势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这一结论已经得到大量的经验研究的支持(Parish,1984;Deng&Treiman,1997),在理想类型上更接近上文所描述的国家庇护流动模式。而在改革开放后,当国家废弃了这一模式后,社会流动模式走向何方?

一种可能性是随着以市场化为核心特征的改革,社会筛选标准从 政治挂帅 到 绩效原则 ,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取决于人们自身的能力和努力,家庭背景的作用日益削弱。改革以后,国家不再对工农家庭子弟采取倾斜的政策。在教育领域,工农照顾政策随着高考的恢复戛然而止;在精英职业的筛选政策上,也随着 重视知识、尊重人才 ,逐渐强调 知识化 、 重表现 ,而不把家庭的阶级出身作为职业地位筛选的政治标准。同时,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非国有成分的增加和壮大,劳动力市场在1992年大规模深化改革的市场化加速中,逐渐形成并得到了确立。于是,自致因素不断增强,先赋因素日益削弱,形成了以绩效竞争为特征的流动模式,社会开放性程度提高。强调市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