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流动的模式_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21)

社会 2009 6

度的渗透与扩张、改变并日益主导社会分层机制的学者往往持这一看法(Nee,1989;1996)。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改革导致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上升,不同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家庭资源禀赋上的差异日益扩大。在1992年后正式确立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之后的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迅速分化,不平等程度从一个比较平均的社会成长为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社会之一,其不平等增长的速度世所罕见。对于代际流动而言,无论是代际地位的直接传递,或是通过教育而实现的间接传递,无不受到家庭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当家庭资源差异随着社会阶层分化而拉大时,代际流动也因此受到障碍,在教育获得和初职地位获得的两个过程中,先赋因素的作用因此增强。如果真的是这样,社会流动的模式将日益趋向于不平等条件下家庭地位的继承模式。于是,社会各阶层间壁垒扩大,甚至断裂,社会将日益走向封闭。虽然对不平等背后的机制看法不同,但持这一看法的学者却并不少(孙立平,2003;李路路,2006)。

笔者对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特别是城镇社会)的社会流动趋势和模式的基本判断是,市场化和地位再生产的逻辑同时存在于当前的中国社会,但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效能却并不相同。对仅占社会中小部分的精英阶层而言,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将起主导作用;而对于广大普通人群,其资源和权力的占有量差异不大,流动机会的差异虽然存在,但不会有天壤之别。市场化和再生产的逻辑共同作用的后果是,社会流动机会的分布将以阶层高低分割为一个菱形结构:上层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多表现为家庭地位继承的流动模式,向上或向下的机会都不多,而处于中间阶层的大量普通社会成员受益于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开放性,其流动模式趋向自由竞争模式,他们会拥有较多的流动机会。笔者将此称为市场化和再生产 双重流动机制 下的菱形结构模式。

为了验证这一研究假设,笔者建议具体的研究策略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研究的核心在于分析社会经济制度和不平等结构变迁与流动模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及机制。研究改革以来流动模式的变迁,对于流动理论的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检验市场化进程对流动模式的影响;二是检验不同社会结构条件下社会流动可能的差异及其机制。具体而言,研究应分别落实到代际流动的两个主要环节上 教育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