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纲》的书名正式出版。出版时，在序里说到它产生的经过：“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一九三二年秋间，重加订补，一九三三年完成第二稿。一九三六年再行删正，完成第三稿。”1937年刚开始排印，抗战暴发，稿件丢失，直至1943年，才将第三稿的上半部与第二稿的第四部合併出版。朱先生的这部著作，虽名为“大纲”，实则较之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不唯在篇幅上有了很大的扩展（近二十六万字），而且对于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性质，也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朱先生在书的序言里，说到他编写的三原则：一是以人立章节，而不对时代或宗派加以特别的标示。二是不对诗、文评分门别类的加以评论，而是对每一位批评家各方面的组合加以评论。三是“详近而略远”。 在这三个编写原则之外，他还有三个说明：一是对于批评家和批评材料的选择，不可免的带着主观的色彩；二是有自己的史观史识；三是对于文学观念的流变与批评家之间的比较，往往不能不加以判断。他说：“文学批评史的性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周勋初先生在评论朱先生的这部《大纲》时，除了朱先生序中提到的之外，又指出了《大纲》的另两个特点：一是参照西洋的学术对我国的古文论作阐释，观点更为明确；二是写入书中的文论家，都作了专题研究。由于有了专题研究的基础，因之也就有了很高的学术水准。8 在朱先生的《大纲》作为高校讲义流传之同时，郭绍虞先生也在清华与燕京讲授文学批评史；马鉴先生则于1936年在香港大学讲授文学批评。1934年，郭绍虞先生出版了他的批评史巨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下册因时局原因直至1947年才出版）。郭先生的《史》，洋洋七十馀万字，涉及的文学批评的面更为广阔了。对于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也有了新的思考。他更明确的论述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分期问题。他主张不以朝代而以文学批评的史的发展状况来划分不同的时段。他把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分为三期八段。第一期是“文学观念的演进期。”第二个时期，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第三期是“文学批评的完成期。”第一期又分为三段，即：周秦“文学”与学术不分，是广义“文学”的时期；两汉“文学”与“学术”开始区分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含义接近现代的文学观念的时期。第二期又分隋唐与北宋两段。第三期则分南宋金元、明、清三段。9不论后来学术界对于古文论是否需要分期与如何分法意见是否一致，郭先生的分期说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上是一种进步。它说明在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过程中，对于它的整体面貌、对于它的演变特点的认识是深化了。继郭先生之后是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出版了周秦汉魏南北朝部份，以后修改与续写，到1943年分《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册出版。五十年代，又重新编订为两册，于1957年出版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二）。后来续写的第三册两宋部份，是罗先生辞世之后的1961年才出版的。郭绍虞先生在为罗先生第三册《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时，对罗先生的书的特点作了十分确切的概括，他说：“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由于材料搜罗的宏富，也就拓宽了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领域，陈、郭两位先生还没有涉及的问题，罗先生涉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