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19)

术》，他从原始兴象的产生与宗教观念的关系，到兴义的规范，作了大量的论证，说明兴义的演变过程。66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此一问题的复杂性。从文学观念的演变考察，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六诗”中是否遗存有诗的创作之初（献诗或者所采之诗的创作之初）的原始义；二是诗教和诗之用（典礼用诗与外交场合用诗）的含义；三是“六义”的概念。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内在脉络如何，似乎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来说明。第一个层面与第三个层面（特别是其中的赋、比、兴）在作诗法上可能还有某些重合。这些重合被后人囫囵为作诗法，如把“兴”解成“兴发感动”之类，并且用于解释后来的诗评，作诗法遂逐步成为赋、比、兴的正统解读。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待专题研究来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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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六诗”“六义”有关的一个问题，是诗言志。百年来对诗言志有种种的解释，主要集中在这个“志”仅指理性的志向之志，还是包括情。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里说，志有三义：记忆、记錄、怀抱。但到“诗言志”、“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是指怀抱了。怀抱当然就包括意志与情思，这无异于说，早期的言志说既包括意志也包括情。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分言“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和“作诗言志”，举出许多的例子，似在于说明志主要是指意志；志中包括情，是汉以后的事。之后，“诗言志”说是否包括情，便说者纷纭。67此一问题之讨论，与六诗六义说关系至密。从早期的诗之用来解释是一种解释；从汉以后诗之作来解释，又会是另一种解释。68 不过早期的“诗言志”说无论是否包括情，它的着眼点都在于政教之用。这一点学术界似未有分歧。诗论中的纯粹的缘情说，是魏晋以后的事。也就从那时开始，政教之用与独抒情怀，慢慢的也就分途了。

对于从“诗言志”说发展下来的儒家的重政教之用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百年来也有种种的是非褒贬。比较集中的似是对于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讨论。1984年，裴斐发表《白居易诗歌理论与实践之再认识》和《再论关于元白的评价》，对于白居易的诗歌主张是否应该视之为“现实主义诗论”，对于是否存在过一个“新乐府运动”和白居易是否领导过这样一个运动提出怀疑，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王启兴发表《白居易领导过“新乐府运动”吗？》罗宗强发表《“新乐府运动”种种》，都认为从存世材料考察，未能找到充足的证据，证明当时存在过一个新乐府的“运动”。王拾遗《元白评价琐议》，蹇长春《新乐府诗派和新乐府运动》，欧阳忠伟《谈白居易功利主义诗歌主张的两重性——兼与罗宗强先生商榷》则持相反的意见。王文提出，白居易的创作实践说明他并非把为政治服务当作诗歌唯一的功能；欧阳在文章中提出，对白居易诗论的评价，不能只看它是否是功利主义的，还应该看到他的主张着眼于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是接受意识形成后产生的飞跃，是一种进步。蹇文则重点的论证确实存在着一个“新乐府运动”。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有的认为新乐府之作并无多高的艺术成就；有的认为对新乐府应给予充份的肯定。69 对于“古文运动”的研究，是百年来最为热门的专题之一。70 在这个专题中，涉及的主要是对于韩愈的评价、“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