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再次被提出来。文化部长贺敬之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的文章，提出：

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为促进我国社会

主义文艺的民族化，我们要做许多工作，而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就

是加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民族化问

题，这是很好的。……我想在进行这次工作的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贯彻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方针，以求有利于社

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有助于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民族形式，并且

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有助于克服和抵制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

这几点我认为是应该明确的。30

徐中玉在《谈谈研究古代文论的作用》中，提出研究古文论应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文明服务。他说：“以纯粹研究为高，以面向现实需要为与己无关，笼统的反对这种研究的现代化，缺乏理论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在研究中注意发展可以运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明确目的性，我认为都不应被古代文论研究者以为可取。”31

继八十年初期这些看法之后，九十年代初有“话语转换”问题的提出，就是说，为了建立具有我国的民族特色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应该从我国的古代文论中引进话语，加以现代的转换。这一主张曾引起了极其热烈的讨论，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认识，但渐后又渐归于沉寂，且也未见有付之实践者。这除了今古观念差异极大，要以反映古代观念之范畴，仅仅借助于“话语转换”就用之于现代完全变化了的现实，实无可能之外，或者还与缺乏可操作性有关。

其实，大陆近五十年来在古文论研究目的上反反复复的讨论，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古文论的研究要为今所用。每一次对古文论的重视，都从这个问题开始。这反映出一种急于建立我们自己的具有高度水准和高度影响力（用一些学者的话说，是“话语权力”）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强烈愿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无可非议的愿望。问题只在于我们是不是把“为今所用”理解得过于简单、过于狭窄了。我们从过去走来，回首看看我们所走过的路，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对于过去的忆念（人需要怀旧，民族同样需要怀旧。怀旧是对于自己历史的尊重，是一种爱的情怀），而且也是为了再往前走。继承文化遗产也如此，一方面是发现和热爱我们光辉的历史，一方面也是为了建设今天的具有更高水平的文化。但是这种继承，绝不是简单的把话语拿过来加以转换就能做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新文化的建设，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我们的观念里、行为里、习俗里，都有传统的影子，其中不少就是无形的，精华糟粕都有。我们解读古代文学，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文学创作，也包含着把其中的优秀思想、美好情操能够对我们今天的人格陶冶发挥作用。这种陶冶，大多也是无形的，不可能说那一篇作品，在什么地方起了作用。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