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受到此一思潮的波及，被卷入到这一思潮中（研究思潮史的学者从此种现象可以思考许多的问题）。郭先生发表了《从文和“文学”的含义说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20 罗先生发表了《现实主义在中国古代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产生和发展》21。罗先生在文中把我国的古代文论的“现实主义”分成三个阶段：从远古到春秋时代的不自觉的“真实的描写”阶段；从春秋到中唐元、白、韩、柳的自觉的“真实的描写”阶段；从公元八、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除了“真实的描写”，还“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阶段。用西方关于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去套我国的古代文论，这种把古文论现代化的研究，当然不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对待古代文学理论遗产的简单化、而且一边倒的思潮出现，原因颇为复杂。1958年“大跃进”思潮席卷之处，伴随着在学术界展开的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在那场斗争里，许多著名的学者纷纷遭到批判。学术问题深深的纠缠进政治里，结果可想而知！受到一时政治取向的左右，要正确的面对历史的真实，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几十年来的事实已经无情的说明了这一点。记得林庚先生就曾因从艺术上解释“建安风骨”而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主义。22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学术探讨的自由思想的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一次的古文论遗产的继承问题，也就这样的不了了之了。

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来自: 免费论文网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1960年学术环境有了松动，古文论再一次受到重视。《文艺报》该年第五期开辟了《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专拦，并连续几期发表了宗白华、俞平伯、孟超、唐弢、王朝闻、王瑶、朱光潜、游国恩、陈翔鹤、郭绍虞、王季思等一大批学者的文章，谈论古文论的“批判继承”问题。这些学界的泰斗们又出来说话了，虽然他们当时之敢于出来说话，仍然是“上面”放话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和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仍然可以看出因他们深厚的学术素养在政治松动的缝隙中所自然流露出来的对于学术的真诚追求和严谨学风。宗白华先生绕开了政治，谈论古文论中有关艺术的虚实问题。23 （附带说一句，宗先生令人景仰之处，是他作为一位学者，几十年来从未放弃过对于学术的至诚追求。）他的这篇文章，是发表在《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拦下的，但他一句未及“批判继承”问题，只在结尾说：“由舞蹈动作伸延，展示出来的虚灵的空间，是构成中国绘画、书法、戏剧、建筑里的空间感和空间表现的共同特征，而造成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特殊风貌。他是和西洋从埃及以来所承受的几何学的空间感有不同之处。研究我们遗产里的特殊贡献，可以有助于人类的美学探讨和艺术理解的进展。”他说到古文论遗产的民族特色，但他从这里说到“人类”，没有落实到“为今所用”、而且是为其时的“当前”所用上。他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比之于一些至今仍只看到为“当前”所用、急功近利而且把古文论庸俗化的学者，眼界真不可以同日而语。当时有好几位学者和宗先生一样，热情的进入了古文论学术研究的领域。王瑶先生提出辨析古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术语的真确含义的重要性。他举了许多例子，说到在辨析那些术语时，应该把术语产生的时代、作者与论述对象的实际联系起来，说到术语的变异，说到术语辨析时材料考据的重要性。他特别举了朱自清先生论“风调”一语为例，说前人论诗，常有“不失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