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那是指一首好的七绝说的。于是考察唐人七绝的创作实际，一一加以论证。那些论证的平实和真确，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高的水平。24 郭绍虞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到古文论术语含义的多样性时，提到一个术语往往“各指其所指，没有固定的含义。”25 朱光潜还就此提出编一部古文论术语辞典的必要性。26 在这一次对古文论重视的风气中，最为主要的一篇文章，是唐弢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7 。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是它带有为此次的古文论遗产如何“批判继承”定调的意味。这篇文章说：“对于美学和文艺理论遗产的整理，目前还存在着既批判得不透，也继承的不够的现象。”虽然强调批判的继承，但从行文看，似更多的重视继承的问题。文章举“神韵”、“格调”、“性灵”、“肌理”为例，讲到应该联系当时的创作实际与背景，才能正确理解古文论的含义。特别提到王士祯的“神韵”论与袁宏道的“性灵”说的价值所在。这在当时那种言必称人民性、阶级性、真实性的文艺批评的统一标准的环境下，是非常不一般的。也就是在1961、62这两年，出现了论“气”、论“风骨”、论“形似与神似”等专业性很强的具相当水平的文章。这一学术上的松动，与当时知识分子所处环境较为宽松有关。

但好景不长，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左的思潮再次出现，古文论研究又出现了一个转折。从1963年开始，开始了对于古文论研究的若干成果的批评。1963年第六期的《文史哲》，发表了江行的文章《究竟怎样继承文艺理论遗产》（附带说一句，二十世纪后五十年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批判文章，大多不用真名而用笔名。这是一种具有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意义的现象，似乎还没有人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评论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和《刘勰论创作》，说陆、牟二书把刘勰的“道”说成是“自然之道”，没有指出它的唯心主义的局限性；说两书作者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抬高了刘勰的理论水平。结论是“因而忽视了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它加以批判。”1964年，陆侃如发表了《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说“过去我们常常夸大了刘勰理论中的优点，而对其中封建性的毒素不注意分析批判，是不应该的。”自我检讨之外，进一步明确提出“文学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28同年，霍松林发表了《正确地对待文艺理论遗产》，更为明确的提出“对封建时代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不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或者把其中的论点用新的术语装扮起来（从而掩盖了阶级内容），说它们直到现在还不失其正确性；或者复述其中的论点而加以赞扬，连 原道 、 征圣 、 宗经 之类的东西都全盘肯定，说他们对我们还是 药石 和 南针 ：这只能让死人支配活人，而不是让死人为活人服务。”29 类似的文章还有好些篇，观点大致相同。政治进入学术的气势已经灼热可感了。当然后来就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人所共知，无须赘述。

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八十年代以后，大陆的古文论研究再次活跃起来。1982年《文史哲》编辑部在济南召开了有关古文论的座谈会，《纪要》刊于该刊1983年第1期。王元化先生在此次会上提出古文论研究的两个目的。一是对中国遗产的整理和继承，一是有助于我们考虑怎样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83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