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20)
时间:2025-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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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有无及其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功过等问题。罗联添详论“古文”和“古文运动”的称谓的由来,并对“运动”说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所谓运动,必有一个团体作有计划的种种活动,如文字、口头宣传等。唐代古文家对古文只是个别提倡而已,顶多有若干人响应附和,实在不成为什么运动。 古文运动 是近人受时风潮流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名称。”(是否称之为运动,实关系到一个牵连颇广的原则问题。约定俗成,我们称新乐府与古文的提倡为“运动”,固无不可。我们可以说运动有大小,不一定非要对准“运动”的种种严格定义。甚至我们可以更含糊一些,当年胡适先生受新思潮的影响,随机式的称“运动”,我们也就跟着那样称乎就是了。但问题就来了,类似的现象,如晚明的公安派提倡性灵说,我们称不称其为“性灵运动”呢?许多的流派,都有主张,参加者也不少,我们称不称“运动”呢?理论研究是要求严谨的,在论证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随意性,力求做到准确严密。这似乎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对“古文运动”进行全面研究的,如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等。有关的论文数量更大。且由唐及宋,或论某一古文理论家之理论批评,或论其思想上之是非,或甚而扩及其理论在我国文论史上之地位。研究者从散文发展史的角度,多肯定这一次的文学革新。71从文以明道的角度,则有褒有贬。72 对诗文的这种重政教之用的理论的不同评价,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对于文学和文学传统的看法。重视文学的功利目的的,充分肯定明道、载道的文学观;重视文学独抒个人怀抱的作用的,多对文明道、文载道说有所非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价文明道、文载道说时,往往把它和文学为政治服务等同起来。这样的等同在专著和论文里所在多有。其实,明道、载道是有特定的内涵的,它指的是明儒家之道。对于明道、载道说的评价,还牵涉到对于儒家思想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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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古文运动的评价中涉及的又一个问题,是关于文笔之争引起的对于文学的不同看法。齐梁之际出现的关于文笔的不同论述,在我国的文论史上究有何种之价值,一直是古文论研究者关心的问题。百年来最早关心这一问题的是刘师培先生。本文前面提到他的《文笔辞笔诗笔考》。嗣后郭绍虞先生为此写了三篇文章,73 特别是在最后的一篇中,他辨析文、笔的概念,详论文笔说产生的原因,对其做出评价。逯钦立、王利器两先生都有文笔论,74 文笔说出现之初,概念阐述既难以细密,各家之理解又不一,也就必然的造成后来研究者辨析之困难。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文笔说之出现,与文体辨析有关,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的现象;或者还与一种朦胧的区分纯文学与杂文学的要求有关(如肖绎的文笔观)。但是这种区分纯文学和杂文学的趋势,到唐人的“古文运动”起来,也就终结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文笔问题牵连到了“古文运动”的得与失。
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界较为关注的又一个问题,是道家思想对于古文论的影响。这主要集中在老、庄思想与古文论的关系上。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论著。这里要特别介绍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和漆绪邦的《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漆先生从老、庄的自然之道与古文论中以自然之为美,从玄览、游心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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