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正如汉口《大公报》社评《为匹夫匹妇报仇》中所说：“南京之事，则外侨所传，世界所知，仅此一端，已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万劫不复之罪状，何况南京如此，江南各地实际皆然 凡敌军所到，其凶淫惨杀，都是与南京一样。”③《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更为精辟：“中国人的口号可能有50条。但他们实际上只需要一条就够了，那就是‘牢记南京’ 1937年12月，日本人在南京树立了一个征服的模式，他们随后都是切实地按照这个模式行事的。南京暴行之后，人们对日军随后的任何暴行不再感到惊讶。”④

抗战胜利后，对战争罪犯的审判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国民政府采取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方针，本着惩处少数人的原则，“对国际国内最重要之日战犯，应予依法审处，以为惩一戒百外，其他普通战犯，宜从宽处理，以示我宽大之态度”。南京大屠杀作为重大案件，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1946年6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向哲浚在法庭的开庭词中指出，针对平民的谋杀和大屠杀、酷刑、强奸、抢劫、抢夺和肆意地摧毁财产等，是“日本战争行为的模式”，“日本军队所犯的这些反人类罪行发生在其所占领的中国的每个省份，时间从1937年—1945年。这些行为的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在中国军队方面的所有抵抗都已经停止，而且城市已经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将军指挥的军队所控制后，暴力和犯罪开始发生，并逐渐减弱地持续了40天。”⑤ 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是对日本战争行为模式的审判，其象征意味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为发动民众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从而推进证据的调查与收集工作，国民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首先，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对南京市民的遭遇深表关切，高度重视调查工作。1945年12月18日，在阔别南京长达8年后，蒋介石抵达南京进行短期的巡视，受到了8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以蒋介石的名义张贴公告，对南京市民所遭受的苦难遭遇深表关切：“余与我革命首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暌隔八年于兹，关怀想念，无时或已。回溯抗战开始，敌人对我首都采取猛烈攻势。沦陷期间，敌人于实施大屠杀之余，复利用奸伪蹂躏榨取，奴役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而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更应积极抚慰与救济。”公告号召民众检举、揭发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并目击事实基于正义感而作负责之检举者，余尤乐于接受。一经查明属实，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