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曾建议南京市政府，建立一座殉难先烈的纪念塔，作为举行纪念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的永久地点。虽然该建议未被南京市政府采纳实施，但民间的纪念设施还是建立起来了。1946年9月，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潘铭新，决定为在大屠杀期间被日军集体屠杀的45名电厂工友建纪念旗杆与纪念碑，碑名为“殉职工友纪念碑”，纪念碑上刻有45位遇难工人的姓名及首都电厂厂长陆法曾撰写的碑文。1947年4月17日，纪念碑落成，南京市长沈怡亲至现场揭幕。这是南京市第一座纪念大屠杀遇难同胞的设施。(24)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国内政治局势的急速变化，极大地制约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审判以及对遇难同胞的纪念等诸多方面。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冲突即开始升温，其后爆发了全面内战，“剿共戡乱”成为国民党政权的第一要务。这就给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和审判工作大打了折扣，使其显示出虎头蛇尾的状态，“尽早结束调查”、“尽早结束审判”之类的词语，常常见诸于调查和审判机构的公文之中。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为例，从1946年7月开始工作，至9月底即宣告任务全部完成，在短短两月的时间内，难以进行深入和细致的调查。

作为收集资料与证据的职能部门，各调查委员会在调查之初，殚精竭虑，想尽办法去获取有关资料。但是，随着调查和审判工作的结束，各委员会被撤销，资料的搜集工作也随之中断。1947年2月6日，《中央日报》刊登了《战犯谷寿夫起诉书》，同日的报纸上还刊登了《艾拉培在大屠杀时救助难民有功，沈市长愿迎其来京养老》的消息。艾拉培即当年救助南京市民的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南京市民给晚年生活凄凉的拉贝提供了援助。新闻媒体还获悉：“（艾拉培）归德后，即以其在京秘摄之影片及私人日记，公诸全德。”(25) 这条消息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96年才重新发现《拉贝日记》。

从民众层面看，战后民生凋敝，物价飞涨，生活的困顿也大大消解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南京市参议会曾决议，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属给予生活救济，但僧多粥少，能够得到救济的人寥寥无几，一些大屠杀幸存者“以为生活重压，对于调查填报，知无补于其口腹之奉，问有以不关心之态度，漠视调查人员之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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