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有什么理由用那样的新闻照片和那样的美术作品来侮辱自己呢？希望我们的作者和编者，要重视艺术的教育作用，不但要注意事实情况的真实，而且要注意艺术表现的真实。在暴露敌人的罪行时，更不要无视人民的强大力量，和我们的胜利的必然性。”(44) 从中可见，要求对日军暴行的揭露必须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南京大屠杀作为一段苦难、屈辱的历史，与高歌猛进的革命胜利不合拍，宣传得太多显然不合时宜。

1951年2月25日，中共南京市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指示》，“要使控诉日本暴行与提高群众的胜利信心结合。要防止单纯为反日而控诉日本，以及滋长落后群众的‘恐日病’”。“在已经进行过对日寇侵略罪行控诉的单位则不一定再从控诉日寇侵略罪行开始，可以结合回忆和追念抗日战争中殉难的人民烈士和民族英雄，以发扬民族气节，再引导群众进行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观念”。(45) 1951年3月，南京市在宣传活动中，更侧重于挖掘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的典型个案。以《新华日报》为例，1951年3月1日和2日，分别以《一个不屈的姑娘》和《切瓜刀砍死鬼子》为题，介绍了南京妇女反抗日军强奸的事迹；3月3日，介绍了拒绝为日军开车运送子弹、与日军奋勇搏斗最后遭到枪杀的汽车司机梁志成的感人故事；3月8日，以《英勇不屈的母亲》为题，刊登了幸存者李秀英和她6个孩子的照片。3月下旬以后，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揭露和宣传力度逐渐减弱。

1960年，日美签订了《新安保条约》。中国政府认为这是“美日反动派互相勾结，准备新的侵略和战争，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标志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46) 日本民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毛泽东在同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日本的代理人、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胜利斗争，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47) 中国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抗议和声援活动，其间，南京大屠杀被再度提起。

1960年5月13日，南京40万群众在新街口、雨花台等地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5月21日，政协江苏省及南京市委员会举行了集会。同日，南京市3000多煤矿工人举行集会，声援日本三池煤矿工人为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而进行的罢工斗争。(48) 5月24日，南京市下关区、秦淮区、浦口区、市工会、郊区公社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