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法庭去清算，而不递解来京审理，实无以平死难者的冤愤之气。”理由有三：其一，南京大屠杀的祸首罪魁，如果不在南京市民面前受审伏罪，不仅难以告慰惨死的遇难同胞的在天之灵，而且也无以平息遇难者遗族的激愤之气。其二，如果松井不以中国法官为主体而在南京受审，多少也会使抗战军民感到抗战胜利没有光辉。其三，血债固不必一一求债，但也不容没有一种象征的取偿法，“如果松井石根不在南京偿还大屠杀的血债，那就似乎连象征的索偿血债都没有做到了。连象征的索偿血债都没有做到，则将来异族如再以我为懦弱不足畏，岂不是一种最大的损失？”(15) 民间的这种呼声，贯穿于战后审判的整个过程。1947年5月4日，在谷寿夫受审伏罪近两个月后，《中央日报》仍然刊载了这样的消息：“南京大屠杀案有关人犯，当局现正积极准备引渡中，下周战犯处理委员会开会时，将对此事加以讨论，然后要求东京盟军总部将该批人犯押解来华审讯，以慰数十万无辜被害冤魂。闻名单中包括松井石根、柳川、中岛及谷寿夫于历次申辩书中所要求引渡之共犯如下野、田边等。”(16)

劫后余生的大屠杀幸存者在向政府陈诉、检举日军暴行之外，还在报刊杂志上撰文，介绍自己的惨痛经历。一些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保存这些史料的重要性，著名的文学和戏剧史论家卢前（冀野）在1946年担任南京通志馆馆长期间，即着手搜集此类资料。陆咏黄、蒋公榖在战时分别所写的回忆录《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陷京三月记》成为他收集的首要对象。在他看来：“这也可算是重要的史料，我们有广为收集的责任。”(17) 他的老邻居陶秀夫受他邀请，特地撰写了《日寇祸京始末记》一文，文中写道：“吾之堂弟为日寇枪杀矣，犹子为日寇掷于水而淹没矣。吾之一人如是，则类于吾或甚于吾者，更不知凡几也。以余之不文，承通志馆长命撰文以记此南京日寇之惨劫。吾知挂一漏万，实不足以穷尽日寇魍魉之形。”(18) 这些回忆录均在卢前所主持的《南京文献》刊出。他还曾计划继续收集，刊印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丛刊。

关于吸取南京大屠杀的惨痛教训、教育国民等方面，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陈光虞在《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中提出了他在调查后的感想和建议：“今者丑虏屈膝，腥秽荡涤，允宜旌表忠烈，周恤孀孤，褒扬慈善机关，保存惨痛史实，以儆效民心，而培国魂。”其一，建立遇难军民的纪念性设施，“似宜建佳城，使安首丘，复镌碑勒铭，载其事迹，以慰幽灵，并使我千万世之后代，有所凭吊，有所警惕”。其二，救济被害人及其家属，“使生者有所养，死者有所安”。其三，褒扬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