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路透社的几位西方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几天后，他们相继离开南京，迅速对日军的大屠杀暴行进行了报道。其后，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也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上海、武汉等地，为媒体所采用。因此，西方主流媒体对此曾有广泛和翔实的报道。

对处于战争漩涡中的中国而言，日军锋镝所至，生灵涂炭，但很多沦陷区的日军暴行报告多为事后辗转得来，信息相对滞后，有不少语言不详。相比之下，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由于西方主流媒体的广为报道，信息丰富，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由于中国新闻记者不可能到屠杀现场，因此，最初的相关报道几乎全部转自于西方媒体。1938年2月以后，一些劫后余生的军民辗转逃离南京，其亲历见闻才陆续刊登在中国的报刊上。

南京曾是中国的首都，其沦陷后的状况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日军在南京城内的暴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持续时间长，其恐怖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此，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呈现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通过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对外开展国际舆论宣传，争取国际同情；对内开展国民教育，激发民众同仇敌忾、爱国救亡的决心，即成为国民政府宣传工作的重心。国民政府在引导新闻媒体揭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同时，组织编辑出版了《日寇暴行实录》等相关书籍。此外，还出资组织翻译和出版英国记者田伯烈编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分发给部队官兵和社会团体。

20世纪30、40年代，报纸虽是重要的信息载体，但识字不多的普通民众更多地通过街谈巷议、口耳相传获取信息。战时的难民迁徙和流动极其频繁，进一步扩大了南京大屠杀的传播范围。金陵大学教授陈中凡所作五言长诗《金陵叟》，正是依据一个经历浩劫的南京老人，1939年辗转到达成都后声泪俱下的叙述写成的：“叟从金陵来，为述金陵事。末言先唏嘘，太息更流涕。”老人的叙述，字字心酸，声声血泪。① 湖南流传的一首民谣这样写道：“日寇真可恨，占了东北不停兵，还要占南京”、“南京真可惨，杀人杀了几十万，尸骨堆成山。”②

南京大屠杀是战时中国遭受苦难的一个缩影，成为中国民众战争受害体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