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是一家”。(37) 在这样的宣传思路指导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曲解了。西方人士组织的难民区被描绘成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用许多巧妙名词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说什么‘南京难民区’的地位是‘中立’‘特殊’的 好一个‘中立’‘特殊’的地位啊，日寇在这里找到了怀着无限诚意并听其摆布指挥的‘合作者’和代理者了”。在难民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38) 曾经不顾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责为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39)“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美国传教士宋煦伯，过去有很多教徒称他为‘宋菩萨’，但在控诉中，却发现这位‘菩萨’原是参与1937年底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之一”。(40)

虽然，新闻媒体将南京大屠杀定位在“集中表现了帝国主义强盗野蛮兽性的南京大屠杀，集中表现了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所遭受的巨大灾难的南京大屠杀”，将大屠杀遇难者定位在“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的爱国人民”(41)，并且，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也曾提议将纪念性的活动长久持续下去，南京逸仙桥地区的居民还自发捐款募集了15万元资金，准备为30万遇难同胞立碑。(42) 但是，作为一场由政府所倡导的、群众性的大屠杀控诉运动，在开始后不久就很快平静下来了。其原因在于控诉日本暴行的目的是引导民众仇恨美国，而“有些宣传内容只强调了日寇过去的罪恶，对今天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却宣传不够”。(43) 其次，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抗美援朝政治宣传的主题是“发扬民族自尊心和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传统，树立打败帝国主义的信心”，而且，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需要更多地营造乐观向上的氛围，引导民众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暴露敌人罪行时不要无视人民的力量》的社评，批评宣传活动中出现的“少数不好的美术作品和照片”，“不但没有达到应有的宣传效果，反而侮辱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性格。例如《东北画报》第八十三期上发表的两幅日寇强奸中国妇女的照片就很不好，这两幅照片原是日寇摄来用以侮辱中国人民的，今天我们的画报编者却毫无选择地又原样发表，这显然是错误的”。文章指出：“只是片面强调敌人的奸淫烧杀，而忽略人民反抗的意志是不对的。我们知道，敌人越是残忍，中国人民反抗的情绪越是强烈。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又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同时赶走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向任何敌人低过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