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对话_访斯蒂芬_斯莱蒙教授

当代外国文学　No.2,2005

理论的大部分工作是试图解释这种困难。

但你的问题特别强调“受压迫者”与“被遮蔽者”在想象未来公正世界与努力实现的作用。我很快感到你的问题马上揭示了后殖民批评工作中的傲慢。所以对这个问题我得确定一个起跑线。如果后殖民思想不能为未来的公正服务,那么我认为它就不会对现在的批评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一个公正的未来如此紧迫,要求又是如此遥远,人们有理由觉得在希望层面受到挑战。对这个后殖民三段论是否有合成的第三个词汇,目前依然是个疑问。

所以,概念框架时,立公正来,住—,尽管他们是后殖民批评想象的中心,却生活在学术的、第一世界凝视的视野之外。简单的说是“贱民”生活在“理论家”之外,但这样会忘记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点,即所有人都想象、计划,所以“理论”无处不在。那些作为例证的“他者”的生活方式是大多数大学教师无法想象的,他们可能的未来是学院派后殖民思想所强烈预防的。但是追踪那个目标,学院派后殖民主义不应向实际能够回答你的问题的错误理解投降。你问:在全球化的人类安排中假如确实有持续的,基本的不公正“受压迫者”,与“被遮蔽者”如何真正要求“公正的未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步的社会变化完全充分的理论,而且需要了解那些———地球上悲惨的人———既作为个体也作为全体的他者。后殖民理论最具影响的批评家斯皮瓦克的大部分批评思想都在反对这种了解的主张。她认为,从康德这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到后现代理论家如德勒兹与伽塔里,哲学与社会学的“他者”有结构上的不可分离性。这种不可分离性遗产是西方“理论”出于结构上以“他者”名义说话的需要———为了巩固西方自我与民族一致的 174

学科主体。这种需要在西方伟大计划中到处

可见,所做的是把“他者”假定为一些仿佛“公正的”批评干涉,或表征或鼓吹,或利益的对象———“工人”“,土著/他者”,迈克尔 哈尔特

与安东尼奥 内格里的“大众”———为了把西方理论事业本身概念化为智力或概念营救任务的主要行动者。变化的中介硬性归于理论家,而不是“受压迫者”与“被遮蔽者”。所以对帝国的辩解仍在继续!

因此,如果要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会马,。后殖民“理论”本身无,更不能求助于跨文化的公共领域来亲近、交换及参与性辩论。所以后殖民批评实践不能仅仅谨慎行事还要有想象力。我们无法相信所有人都认可我们个体对参与文化的描述。我们不能假装知道人类的能力对不同时间、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种族会怎样。我们无法对理想的全球变化展示一个单一的蓝图。我们能做的是对某种想象的批评工作提些建议,并试图理解那些批评模式与材料的真正困难。所以对你问题的明确回答是,对文学经典做批评性、质疑性的教学“阅读”确实很有用,重新阅读、重新写作一些社会认可的“主人”文本到没有等级的权力结构中确实很有用。这些技巧在恩古吉(NgugiwaThiongπo)称之为“精神的非殖民化”的综合计划中可能很有用。但这种技巧不必是那个计划所必需的,它们自身也远不充分,最多只是批评工具箱里的工具。王:通过电子邮件延续一年多的采访接近尾声时,您想对中国读者聊聊中国吗?您曾经写了几篇关于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文章,如《帝国主义离去,但控制依旧》《攀登珠穆,朗玛峰》等。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后殖民研究与其它理论研究的相似处与交接处,如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