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与效益的平衡透视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资金运(3)

的非公募基金会）的MAE，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5%，否则将会丧失免税资格。美国法律对公共基金会及其他公共慈善机构没有最低公益支出要求。因为美国人相信社会的公信是公共基金会生命力的保障，公共基金会不可能在失去社会信赖的条件下生存，即使法律不规定强制性的标准，公共基金会也会尽力提高资金的公益使用效率，以赢得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然而，尽管法律不作强制性要求，公共基金会的行业组织一般也都有推荐性的自律标准，以作为评价基金会资金运用效益的参照。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一般将基金会上一年的收入作为基数来确定MAE，比例多在60-70%左右。[②]在执行周期上，一般按照四年一个检验周期，这样可以使得标准的执行更灵活，让硬标准软适应。在我国2004年3月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中就明确规定了基金会年公益支出的最低比例：“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为了保障公益支出比例得到执行，条例在法律责任中规定了撤销登记、责令补交违法行为存续期间享受的税收优惠等处罚（第四十二条）。

由于公益机构所在的外部环境的影响，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发生的共时和共变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一一对应，而是包含差异和冲突的过程。[③]因此，为了规避这不必要的逆向冲突，我们经常通过制度规定我国公益基金会的公益支出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制约基金会“敛钱”、“不花钱”或者“乱花钱”。许多基金会为了证明其工作的正当性，都申明它们处于一种消费压力中，因为它们有责任在年度内花掉一定数目的资金。也正是因为公益支出的明确规定，促使公益基金会不断开展和规划与其宗旨与目的相关的公益项目，以项目来完成公益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