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

蔡　　等: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

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种产业结构的区域变化,还应该与经济周期规律的理解相结合。按照熊彼特的分析,经济周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替代过时经济增长方式,新技术替代旧的技术,新的产业结构形成,生产率提高在增长中贡献明显。可见,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产业的区域转移的加快则孕育在摆脱危机的出路之中。鉴于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我们可以预期中西部地区或者广义地说那些以往不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地区,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以更快的生产率提高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延续。

本文的以下部分将按照这样的结构进行安排,即第二节描述和概括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区域特征;第三节通过分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计算,揭示新兴地区作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可行性;第四节分地区计算制造业的真实劳动力成本,探讨中西部地区接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第五节进行总结,同时回应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疑问,概括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区域特征

在中国保持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具有突出的地区发展特点。在很长时间里,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海地区推动的。的条件下,,,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也逐渐加快了

赶超的速度,G。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有些则是体制因素所造成的。

首先,,充足的劳动力固然为高速经济增长

①

贡献了人口红利,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从而打破了“扬-克鲁格曼诅咒”。但是也形成并维系了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小(Cai,2008)。这在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因素上的表现,则是过分依赖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居民消费需求对增长的拉动效果相对微弱;在国民经济分配格局上的表现,则是政府和企业所得过高,居民分配份额偏小。

其次,中国在改革期间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区域差异性,造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后果。通过实施沿海率先发展的地区发展战略,形成既有的区域发展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甚至扭曲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并且使地区产业结构的选择和形成,并不与比较优势相一致。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介入程度过深,不仅人为压低土地等资源价格,雄心勃勃地规划地区产业结构,常常还像企业家一样直接参与谈项目和引投资等活动。由于政府与地区经济活动关系过于密切,而且在财政上对某些成规模的产业和大型企业产生依赖性,以致政策被产业和企业的既得利益所俘获,一系列补贴、优惠、垄断地位乃至其他保护和制度租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产业和企业,甚至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迟迟不能得到矫正,企业无法正确地判断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变化,以致期望的创新活动为寻租所代替,产业升级被延迟,过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积重难返。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逻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该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熊彼特,1990,第6章)。然而,由于前述原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缺乏足够的动力主动地进行创造性毁灭,或者说没有能力承受这种“毁灭”,使得这种转变迟迟不能主动进行。此外,由于中国地域的广阔性,

①扬(Young,1992)和克鲁格曼(Krugman,1994)曾经对东亚经济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注意到

这些经济在当时过分依赖资本和劳动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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