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这并不奇怪。

然而也有相反的危险，即夸大阶级的本质力量而不重视甚或忽视像性别和种族划分这样的变量。斯泰格指出，费斯克在哈特利的基础上列出了七个对文化接受很重要的“主体性立场”：“自我、性别、年龄、家庭、阶级、国家和种族划分” ，并且建议增加性取向。毫无疑问，影响受众如何接受和使用文本的因素还有更多，在研究文化的接受中，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因为受众依靠明确具体的要素解读和使用文本，如他们的阶级、种族、种族划分、性别、性取向等等。

此外，我主张所有的受众产生他们自己的意义，承认媒体文化具有强有力的控制效应，借此来提醒人们注意使“积极的受众”浪漫化的趋势。在文化研究中有这样的趋势，接受研究的传统使占统治地位的和反抗的解读之间对分①（构成费斯克作品的二分法）。“占统治地位”的解读是受众占有的文本符合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目的，就像恢复男性的权力、法律、秩序和社会稳定那样，比如《虎胆龙威》电影的结局，英雄和有代表性的权威消灭了已经接管公司总部高层的恐怖分子，受众会感到愉悦。相反，一种“反抗的”解读赞美受众对所占有文本的反抗，例如费斯克观察到在庇护所的无家可归的个体对占支配地位的文本的反抗，他们在重复观看《虎胆龙威》录像带时，为警察和权威人物的毁灭而欢呼。

在文化研究中有一个趋势，赞美抵抗本身没有区分抵抗的类型和形式，尽管这是有用的区分（一个相似的问题在于在某些对接受的研究中不分青红皂白地赞美受众的快乐）。例如从无家可归的人在《虎胆龙威》中的视角出发，对社会权威的抵抗，能够为强化粗暴的大男子主义服务，鼓励用物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让·保罗·萨特、弗朗茨·法农、尤其是赫伯特·马尔库塞主张，当暴力施用于压迫的力量，或反动分子时，当暴力用于大众力量反抗压迫时，就是根本的解放。相反，许多女权主义者或甘地主义传统中的人，把所有的暴力作为粗暴的大男子主义行为的形式，许多人认为，用它来解决冲突是很成问题的。抵抗和快乐不能因此将它们本身规定为占有文化文本的进步因素，但是抵抗与对立的解读，或在特定经验中的快乐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解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都必须做出艰难的区分。

对于片面的纯粹文本分析来说，文化研究强调受众和接受是一个很好的校正。我认为，文化研究在最近几年过分强调接受和文本分析，而对文化生产和它的政治经济学强调不够。这种类型的文化研究盲目迷恋受众接受研究，忽视生产和文本分析，从而产生对民粹主义文本的赞美和受众使用文化产品的快乐。采取这样一个极端的方法，文化研究将会丧失它的批判性视角，导致一个倾向，即无论研究什么受众经验，都成为绝对的假象。这样的研究也忽略了特定类型媒体文①参见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霍尔等，《文化、媒体、语言》，伦敦：哈钦森，1980年，第128-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