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_基(2)

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_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问卷的分析

管理世界》（月刊）《

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一种“可观测”的单因素或多因素的内在或外在作用，而有可能决定于“不易观测的与创新相关的、超越企业自身控制的技术能力”的随机过程（ｐｒｏｂａ－

度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倒Ｕ型关系，小规模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自主创新方式；市场力量的大小（是否具有较强的产品定价能力）显著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以低价格为主的竞争方式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地区差异因素显著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此外，Ｈｕ（２００４）的研究发现了销售收入和政府创新支出对私人企业的研发有显著正面作用。吴延兵（２００６）从探讨Ｒ＆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入手，间接发现了市场因素（如企业规模、市场集中、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性）和产权结构因素对我国企业研发活动存在重要的影响。

以上为数不多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背景下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与以上文献研究视角所不同的是，本文着重从企业规模、集聚效应、出口３个视角来探讨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这些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和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首先，企业规模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众多文献中是一个长期倍受争执的话题，在中国转型背景下企业规模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有必要更为全面地从实证层面来研究二者在中国背景下的内在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其次，产业集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兴起的基本发生形式和载体，那么现发展阶段产业集群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到底有没有促进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也是一个急需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解答的问题。再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ＦＤＩ流入国和全球制造业代工外包基地，以代工形式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大规模出口导向战略虽然提升了中国规模扩张型的中低端制造能力，但这会给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造成什么影响，也是我们当前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的问卷调查为我们从这３个视角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在有效控制了人力资本、企业家背景、品牌以及行业与地区相关因素，本文发现，企业规模与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呈现较明显的倒Ｕ型关系，而且存在“门槛效应”。集聚效应在现阶段对企业的创新活动非但没有产生促进作用，相反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出口因素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了复杂影响效应，表现在创新活动随着出口比例而发生

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如此，对企业创新行为模式和关键影响因素的寻找似乎陷入了一种“不可测、不可知”的困局。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虽然复杂，难以简单地以某个单独因素加以解释，而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环境对之的影响也不可忽略，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企业的创新行为模式和关键影响因素在某种程度、某些层面上是可观测的。例如，Ｙａｓｕｄａ和Ｔａｋｅｈｉｋｏ（２００５）以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发现了企业规模、年龄与成长型企业的创新行为之间存在确定的影响作用。这就为我们进行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依据。

在制度环境还不是很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是否更易受到外部经济、制度宏观环境因素的特殊影响？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对于理解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以及自主创新战略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企业规模安同良等（２００６）的研究表明，行业、和所有制特征３个因素是影响中国企业（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其中，行业特征的差异是影响我国现发展阶段制造业企业的最主要因素；以员工人数为划分标准的大企业相对于小企业来看，会更多地进行持续性研发活动，倾向于建立独立的常规性、专业化研发部门，但是，某些行业的小企业中、也呈现出研发创新的行为优势。整体来看，小、大企业的研发强度趋势呈现明显的倾斜的Ｖ型结构；不管是行业特征、企业规模还是所有制因素，都没有对研发投入在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之间的分配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与产品创新相关的研发支出比例稳定在６４％左右；外资企业相对国内本土企业，有着更为活跃的研发活动和创新动力。朱恒鹏（２００６）利用另一种样本从另一角度研究了相关问题，他利用我国１０个省市８００多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规模、市场力量、地区差异特征等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技工贸收入为划分标准的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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