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译名在中文里感到很别扭，很不习惯。这种不习惯首先与语言差异有关。在西文中，无论是on、being、Sein，都可以作为to on、to be、sein的动名词，从而可以成为谈论的对象、讨论的对象；但“是”字在现代汉语中没有词性的转换，“是”只能作联系动词，不能作名词，从而不能成为讨论、谈论的对象，不能“落实”。这就是“是论”的译名在中文的使用中感到别扭和不习惯的原因。为了克服这个弱点，学者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如建议“是者论”、“是态论”等既保留“是”的优点又能使它落到“实处”的改进译名；或者在“是”上面加引号，像上面的行文一样，满篇都是引号；或者提出别的建议，如王路先生建议利用“乃”和“之”这两个字：当我们直接谈论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动词前面加上“乃”字，比如说“是乃是我们谈论的对象”，在这句话中，显然前一个是乃是名词，而后一个则是动词；在所有格，我们可以用“是之…”来表达，比如，“我们探讨是之理论”，这里所说的是显然也是一个名词。谁都可以看出这些建议对于改进上述“是论”译名的弱点是否有帮助。依我看，它们的别扭和不习惯没有得到所预期的改善。生造的术语，满篇的引号，半文不白的句式，这对讲现代汉语的中国人来说，别扭依然，何惯之有？当然，我们期待并欢迎研究者提出更好的方案。

在更好的方案提出来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条翻译原则：什么是好的翻译？

解释学中有所谓“不可翻译性”（unuberstzbarkeit） 原理。即是说，任何翻译，哪怕是最好的翻译，也不可能把原著的意义绝对完满和客观地传达出来，因为任何翻译都带有翻译者的解释“境遇”和理解“视域”，追求所谓的单一的真正的客观的意义乃是不可实现的幻想。正是为着充分尊重原著原文的原义，中国老一辈西方哲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陈康先生发出了“on和它的动词einai以及拉丁、英、法、德文里和它们相当的字皆非中文所能译” 的感叹。这种面对问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是令人钦佩的，当然，如所预料的那样，这种态度也引起了某些批评。但事实上，“非中文所能译”的感叹并没有阻止陈先生“偏用中文去译”的“冲动”，而且他所译注的《巴曼尼得斯篇》，已经成为这个领域中的必读经典。陈先生甚至在该书“序”中表达了要在翻译和研究方面切实做出成绩，使欧美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的雄心壮志，可见他为自己提出了多么高的要求。

其实，翻译之难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件原则上不可能的事。同样按照解释学的原则，我们可以把翻译也视为一种理解和解释。如此，我们大可不必因为翻译不能正确复制原著的原本意义而贬低翻译的价值。相反，翻译作为一种解释，有其独特的价值，也是原著继续存在的方式。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Auslegung），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

自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以后，什么是好的翻译，一般都是用这三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