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大学学报》3期认为章学诚所说《续资治通鉴》之邵本不可访为推测之言，而该书卷数问题，较大的可能性是章学诚代毕沅致书钱大昕后，增补了《目录》及钱大昕补撰的《举要历》。阚红柳《清初史学史上的贰臣——兼谈贰臣的社会文化功能》《学术研究》8期认为在清朝史学领域中，贰臣不仅是官修史书的实际参与者，还是沟通官修和私修，协调其间关系的重要枢纽。党为《清高宗四库全书谕旨内史学与正统观研究》《史学月刊》3期考察乾隆帝通过文史批评与干涉史书的编纂修改，有意识地为清代证正统，建构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王记录《帝王、史馆、官方史学——从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看官方史学的特征》《郑州大学学报》5期探讨清代帝王干预下的官方史学的特征。

近代术语。桑兵《解释一词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学术研究》11期指出，“解释”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的重心，不在词义的规定，而是通过概念展现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并由历史的丰富多样来把握名词约定俗成的内涵。冯天瑜《近代国人对外来新词汇的“迎”与“拒”》《河北学刊》5期认为近代外来新词汇传人的基本走向是中一西一日语汇的彼此涵化。张帆《从“格致”到“科学”：晚清学术体系的过渡与别择1895—1905年》《学术研究》11期认为“格致”与“科学”并非一一对应的概念，中国学术从“格致”到“科学”语言表述的转换不过是学术转型的外在表现，转变的动因在于具体语境下的现实需要以及学术路径的不同选择。

文献、档案。主要有邹爱莲主编《康熙起居注册》中华书局，《绍英日记》、《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全编》、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第五册·综合》与《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第四册·交聘往来》中华书局，清张吉午纂修，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同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五、科举教育

科举。徐毅、刘上琼《光绪时期的地方政府与科举经费》《清史论丛》2009年号认为光绪年间地方政府对科举经费的筹支活动既维持了科举制的运作，又推动了科举制的废除。谢海涛《中央与地方的交换：晚清咸同年间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清史研究》3期认为学额大规模增广，最终破坏了科举制度分配资源的体系，导致科举制走向衰落。王志明《清代乡会试的磨勘、复试与举人罚科》《历史档案》4期探讨清代乡会试、磨勘和复试的相关问题，揭示清代文举人罚科现象的历史轨迹。关晓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4期认为正是由于京师修复贡院的讨论，催生了立停科举之诏，科举制的强制终结，留下难以消除的隐患。梁志平《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兰州学刊》2期认为晚清定额实非“定额”，取额数常低于应取额数。

教育。刘彦臣《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及满文教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满文清末仍受重视的原因在于“绥抚蒙务”与“对俄外交的文牍传译”等时局所需。徐曼《清代意识形态宣教途径及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学校教育和社会宣教构成了清代整个意识形态宣教体系，统治者直接成为意识形态宣教的推动者。段自成《论清代的乡村儒学化——以清代乡约为中心》《孔子研究》2期探讨清代乡约在乡村儒学化推广中的作用。

六、民族与边疆史地

民族与边疆史地方面的专著有：安介生、邱仲麟主编《边界、边地与边民：明清时期北方边塞地区部族分布与地理生态基础研究》齐鲁书社，吕文利《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