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对《南方都(5)

从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看，日常的消息生产更具有“组织化”特征，基本遵循编辑流程和编辑部新闻价值观来执行，个人发挥的自由空间较小，而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更具有“个人化”特点，更加依赖从业者的随机判断和临场发挥。从组织外部因素的影响看，与常规的新闻生产相比，深度报道更容易受到政府与宣传部门的限制与约束，怎样与政治控制之间保持理性互动是从业者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南都的深度报道主要以社会、时政类题材为主，多为负面问题，大量涉及异地舆论监督，很容易触及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或受到宣传部门的政策约束。为此，从业者必须保持审慎态度，确定选题时得考虑政治风险，发稿时经常要再三度量，在稿件采写过程或发稿前也不时因宣传“禁令”而放弃写稿或发稿。据不完全统计，南都每年未发出的深度报道约有10-20篇左右，多数并非因为稿件质量问题，而因为不符合舆论导向的要求，与管理部门下达的宣传纪律相抵触。以2004-2005年的一些被“禁”稿件为例，黄金高、王廷江属于一段时间内比较敏感的新闻人物，海宁吕海翔死亡事件、广西钦州殡仪馆贩卖尸体、河南副省长雇凶杀妻案等都是性质恶劣的负面题材，对地方政府的形象有所损害。

面对管理部门的明确“禁令”，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必然要遵循和服从，“在过去深度的操作中，我们所坚持的政治智慧，去硬冲禁令的基本没有，跟它周旋的也不多”[1]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编辑部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事实上，深度报道从业者总在有限空间中尽可能地寻求发稿可能性，而且尽量将这种报道空间争取到最大可能。在深度报道的生产过程中，那些偏软、不易触及政府或权力部门利益的报道，基本以常规、惯例的方式生产。一旦碰到敏感、重大的报道题材，针对每个个案，则呈现出比较典型的“临场发挥”特征。“临场发挥”是学者潘忠党从传播社会学角度探讨中国新闻改革时提出的概念（潘忠党，1997：68-69），指作为改革实践主体的媒介组织与管理部门会发生上下“商议”、寻求合作的实践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新闻媒介单位分析自己面临的各种在改革中凸显出来的矛盾，根据各地、各单位和某一行动所处的具体情况，决定与宏观管理机构 商议 的策略。”他认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