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对《南方都(2)

o，1994），新闻具有双重的本质，它既是一种社会产物（social product），新闻内容反映了社会现实，又是一项组织性产物（organizational product），是专业组织制造出来的成果。他认为，正是在社会现实和媒介组织的影响和渗透下，新闻的“社会性”（sociology）才应运而生：一是某种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的组织结构及其文化产物，二是某种社会机制内的成员彼此之间及与“外界”的互动方式。可见，新闻的社会性既来自媒介组织所拥有的特定生产逻辑，又来自媒介组织外部各种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这种社会性是媒介组织与社会环境发生互动关系的结果，是新闻生产受内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产物。

研究新闻的社会性，则要关注其动态化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社会影响等。这种把新闻生产当作社会过程来考察的研究，一般多采用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具体来看，媒介社会学提供了三种研究新闻生产的视角，即政治经济学、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研究，“每一种研究视角的价值因各自就 新闻 的不同方面进行解释而不同”（Michael Schudson，2000：177）。其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相对宏观，侧重将新闻生产的过程与国家政治、经济结构联系起来，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体系的关系；文化研究的对象相对微观，强调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对新闻从业者的牵制和影响，侧重考察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在专业规范与新闻价值观中的渗透，注重新闻作为叙述形式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潘忠党，1997a：13）。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角则比较中观，一般以新闻生产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新闻体制及其结构的构成因素（潘忠党，1997b），旨在“通过深入细致的描述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过程，来考察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非正式和动态的特征（”陆晔，2003：96），有利于我们理解从业者的生产实践是如何受行业、职业要求的影响，以及各种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李金铨、黄煜，2004）。这种从组织和社会层次切入的视角，今天之所以受到学者的倡导，是因为“ 政治-经济的 路径和 文化的 路径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惯有的对立，这种对立常常使人们无暇顾及可以在新闻生产这个节点上观察到的种种特定的社会现实——要回答选择什么作为新闻、又如何报道这些新闻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新闻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