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学的形成(6)

《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学的形成

２８

宗教学研究

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实践的发展促使高道们对于内外丹道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又隋唐时期是一个思想高度活跃和繁荣的时期，佛教开始了创宗立教的时代，佛学成为时代显学，道教亦不甘居后，原始道教神仙理论的粗糙庞杂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道教迫切需要形成自己的宗教修炼思想体系。隋唐时代的佛道抗争与交融更促使道教形成自己系统的教义教派，以与佛教相抗衡，道教内丹学的形成正适应了这一时代趋势。道教内丹学的形成与发展，既取决于道教内部本身的实践方术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趋势，也缘起于道教外部佛道纷争与交融的时代背景。由于自汉代开始，外丹烧炼与各种内炼方术长期并存发展，且经两者合流，由一般方术的综合与升华发展出内丹术，于是内外丹同是道教致神仙的修炼途径，内外丹开始互相交融并逐渐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这是内丹学形成的一般历史过程。《参同契》既有外丹，又兼叙内功，且《参同契》的系统的丹道理论是任何别的经典所没有的，这使《参同契》成为道教史上一部无可替代的经典，从道教内部来看，正是《参同契》成为内外丹道交融合流的桥梁与契机，借助

于《参同契》，将《参同契》中的外丹理论移植

于内丹，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丹学理论，内丹学的形成与《参同契》的流行有莫大的关系，正是《参同契》奠定了内丹学形成的理论基础。一旦时机成熟，《参同契》就不再默默无闻，而是成为内外丹道所公认的“万古丹经王”。

唐代外丹术兴盛，现存的《参同契》最早的注本是唐代署名阴长生的注本和容字号无名氏注本，两本皆为外丹注本，此可见唐代外丹术犹占重要要位。但自隋代起已开始有人将《参同契》的理论引向内丹解释，据《古今图书集成 博物

汇编 神异典》所引《罗浮山志》记载，隋代苏

元朗“隋开皇时来居罗浮。……乃著《旨道篇》

示之，自此道徒始知内丹矣。又以《古龙虎经》、

《周易参同契》、《金碧潜通秘诀》三书文繁义隐，乃纂为《龙虎金液还丹通玄论》，归神丹于心炼。其言日：‘天地久大，圣人象之。精华在乎日月，进退运乎水火，是故性命双修，内外一道，龙虎宝鼎，即身心也。身为炉鼎，心为神室，津为华池。五金之中，惟用天铅。阴中有阳，是为婴儿，即身中坎也。八石之中，惟用砂汞，阳中有阴，是为姹女，身中离也。”旧《罗浮山志》成

万　

方数据书较晚，其所述未必皆可靠，内丹自不一定始于苏元朗，内丹并不能确定一个明确的出世年代。然隋苏元朗已开始运用《参同契》解释内丹并使

内丹公开为人所知，则大致可信。据上《龙虎金

液还丹论》所述，则苏元朗已有较系统的内丹学思想，对外丹术语作了明确的内丹化的解释，以统一内外丹的理论，使“内外一道”，形成了较完整的内丹学理论，包括“性命论”、“阴阳论”和“铅汞论”等内丹学主要的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我们不能证明这是系统移植外丹理论用于内丹的开始，至少这是比较早期的一例，可以看作内丹学初步形成的标志。

唐玄宗时的刘知古，首次明确地把《参同契》当成内丹经典而非外丹经典，刘著有《日月玄枢论》，《道枢》卷二十六“日月玄枢篇”摘于该著，《道枢 日月玄枢篇》云：“刘子日：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曾不知还丹者，阴阳之气所为变化，顺天地之生成，合金水之自然。《经》不云乎：‘挺除武都，五石弃捐’，安在金石之为丹哉？”ｏ文中并明确指出种种外丹之药材，非其所为，则指《参同契》为内丹明矣。

苏元朗，刘知古等已开始对《参同契》作内丹化的解释以形成内丹学理论，但他们还并没有明确反对外丹术。因为隋唐时代正是外丹的极盛时期，内丹只是逐渐开始受到重视，但还不足以取代外丹的地位，这一时期总体上是内外交融并合一的时期。《参同契》现存的两种唐代注本为外丹注，不是偶然的。五代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通真义》为一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作品，其注仍基本上以外丹立论，但却对外丹术语作了一种通向内丹化的解释，且提出一些根本的丹道原理。其注序日：“《参同契》者，谓修丹与天地造化同

途，故托《易》象而论之。……径指天地之灵

根，将为药祖；明视阴阳之圣母，用作丹基。”国“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这是内外丹共同的理论原则；而对炼丹之药物材料作形上的抽象化的解

释，是证成炼丹成仙理论的思辩手段，也是由外

丹术语转向内丹概念的重要思维方式。彭晓有一段注文常见于内丹学典籍：“真铅未有天地混沌之前，铅得一而先形，次则渐生天地阴阳五行万物众类，故铅是天地之父母，阴阳之本元。盖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