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的深层次原因_以检察环节为中心的分析_李建明

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

与其相对,中国则是以全部个体的共存为基础。无论其基本的经济单位如何趋向于个体化或分散,但要求所有个体都顾全大局并作为一个和谐的集体中的一员来生活却一直被视为不证自明的道理。首先有全体的生存,才会有个体的生存。代表全体的利益要求每个个体互助互让,同时对于每个个体有时会出现的膨胀予以抑制和处罚,这些都被看作是公共权力应该履行的职责。 张仲秋教授赞同这一分析,

认为 观察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毋庸讳言,在精神实质上,它所肯定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 对一个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国度来说,重视和强调社会共同体利益的安全与和谐,这样一种法律思维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当代中国都无可厚非,至今仍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这样一种传统法律文化却也有其消极的影响,因为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于群体利益的重视与维护被置于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它容忍甚至要求以牺牲个体利益来维护群体利益,暗含着群体利益对于个体权利的否定倾向。

从本质上说,犯罪是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冲突,是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生活秩序的破坏,而刑事司法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并惩罚犯罪,以此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安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追诉机关,较之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来说,具有更为强烈的揭露和惩罚犯罪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作为一种对社会

生活的构想,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行为起到潜在的和实际的引导作用。 于是,有些检察人员

在采用违反法定程序、侵害被追诉者合法权益的方法完成揭露犯罪的任务时理直气壮,似乎由于目的正当手段变得无关紧要;当其在审查起诉中发现了非法证据时,便容易采取对于侦查违法行为和非法证据容忍的态度;当其发现指控犯罪的证据有疑问或证据不充分而有可能导致错案时,对于放纵坏人的担忧往往超过了对于可能冤枉一个无辜者的担忧。其结果是,理论上或政策上以 不枉不纵 为理想目标,实践中却往往被异化为 宁枉不纵 的司法决策。传统法律文化的这种消极影响是深刻的、普遍的,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因,错案不仅可能在检察环节上形成,而且多数能在检察环节上发展。

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成为刑事错案的原因之一,这在针对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的犯罪的追诉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2005年前后曝光的数起重大刑事错案,基本上都是凶杀案件,其中有的是强奸杀人、有的是抢劫杀人。杀人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最严重的犯罪,因而对这种犯罪予以最严厉的惩罚便是国家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刑事司法人员对杀人罪的严厉追究并非或主要不是为被害人利益实施 报复 ,而首先是为了保卫社会共同体的安全。为了社会共同体利益而战的刑事司法人员,面对凶残的 杀人犯 能够同仇敌忾,携手合作,淡化相互制约;对于同 罪犯 战斗过程中的一些程序违法行为彼此能够理解和容忍;为了不放纵一个社会的敌人,即使证据不足,多数人也会倾向于 决不放纵 ,充其量只是主张疑罪从轻,在惩罚时留有余地。所以,为了社会安全和正义,针对杀人嫌疑犯的刑讯逼供似乎也被蒙上了正当性的色彩,而宪法和法律上规定的公民人身权利、诉讼权利因此也变成了被指控者认罪的义务。于是,一种规律性现象显现出来:犯罪对社会安全的破坏越严重、越直接,其诉讼过程中侵犯人权的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行为也就越容易发生,错案出现的机率也越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群体利益绝对优于个体权利; 中国传统法律不是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自己的价值目标,而是以确认人的职

责和义务为明确目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这种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刑事司法中侵犯被指控

者权利的现象和错案现象的原因。

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作为刑事错案的原因之一,特别是检察环节的错案原因之一,必须解释两个疑问:一是西方国家如美国不存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为什么同样存在错案现象?二是同样受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为什么检察环节比审判环节更容易发生错案?

据美国学者研究,美国自1973年至1995年间,一审法院作出的死刑裁判有68%在后来的程序中被

[日]寺田浩明: 清代民事审判与西欧近代型的法秩序 ,载 中外法学 1999年第2期,转引自前引 张仲秋书,第9页。前引 ,第14页。前引 ,第11页。汪建成: 冲突与平衡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