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变量上，相比于2004年，2006年的中国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概率得到明显提高；在控制的省份变量中，除了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广西省医疗服务利用概率显著高于贵州省以外，其他省份和贵州省无显著差异。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Anderson 的医疗服务利用模型，系统地分析了2004年、2006年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概率影响因素问题。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女性和老年人是农村的主要患病群体，他们的健康状况值得关注；相比于2004年，2006年农村居民的患病率和未就医比率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影响居民患病医疗服务利用概率方面，研究发现，相对而言女性、已婚人群、65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非农工作的人群生病时发生医疗支出的概率更大；家庭中老人数量会显著地降低家庭患病人群平均治疗概率；农民的医疗支出更多地是受医疗价格的约束，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可以显著地促进医疗服务利用率，而医疗可及性的获取时间对于医疗服务利用没有显著影响；疾病严重程度和因病不能正常活动天数对于治疗概率有显著的影响；农民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具有财富效应，财富越多，需求越大；农民的医疗支出面临着收入效应和健康效应的双重影响而且受到收入的严重约束，那些直接影响获取当前收入能力而且治疗后可以明显增加获取当前收入能力的疾病会得到及时的治疗，反之，则会推后处理。

因此在未来制定政策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概率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要加以重视：

1、关注农村女性和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女性来说，健康的边际收益可以高达基本收入的30%，接近男性的两倍。在农村，对女性健康的投资，比对男性健康的投资更能够为家庭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而且女性的健康水平和儿童的健康水平存在一定的关系（刘，2004）。因此不论是从社会道德还是经济价值的角度出发，女性和老人的健康状况都值得关注和投资。

2、合理布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定点机构，降低农户到医疗机构的单程费用，必要时可以增加适当的交通工具，降低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3、关注农村慢性病人群的就医行为，对于那些直接影响农民获取当前收入能力并且治疗后可以很快地提高获取收入能力的疾病，国家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时可以给予政策偏斜，以促进农民及时治疗。

4、增加对低收入农民的转移支付。农民的医疗支出面临着收入效应和健康效应的双重影响。由于健康效应，低收入农民的医疗负担会比较重，可能会出现因病致贫的情况；由于收入效应，低收入农民的医疗支付能力受到较大的制约，会出现应就诊未就诊，基本医疗需求不能满足的情况。其结果可能是低收入的农民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面临健康水平下降的危险。因此政策重点在于改善包括农村医疗设施在内的公共设施，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从而改善其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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