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指反映个人医疗服务需要的主要健康指标，常用自评健康、疾病种类、疾病严重程度等来表示。

国际上，利用Andersen 模型对医疗服务利用行为进行研究的很多。在先决变量上，年龄、性别、

教育、婚姻状况被认为是医疗服务利用的重要决定因素。大多数文献都认为老年人比年轻人的医疗

服务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James A. M,1994；Rosenberg and Hanlon,1996；Joao Cotter Salvado,2007）；

男性相比于女性而言拥有更低的医疗服务利用率（Rosenberg and Wilson,2000；Joao Cotter

Salvado,2007）；婚姻状况一般情况下不显著（Deb and Triverdi,1997），但也有研究认为已婚人群的

医疗服务需求更容易满足（Joao Cotter Salvado,2007）；教育对医疗服务利用有正影响，但影响程度

不同（Magnus Lindelow,2003；Joao Cotter Salvado,2007）。在使能变量上，有些研究认为收入对医

疗利用率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那些缺少全民医疗保险和主要依赖私人医疗保险的国家（Schoen and

Doty, 2004），而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收入和医疗利用率之间没有联系（Magnus Lindelow,2003；Joao

Cotter Salvado,2007）；医疗保险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与拥有医疗保险的患者相比，没有医疗保险的

患者拥有更少的住院日以及接受更不恰当的药物和治疗（Phillips, 1997）；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距离

医疗机构的距离和所居住地区的医疗资源总量对医疗服务利用有显著相关关系（Rosenberg and

Hanlon, 1996）。在需要变量上，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发现较高的疾病严重程度与医疗服务的较高利用

是显著正相关的（Magnus Lindelow,2003；Joao Cotter Salvado,2007）。

近年来在国内，陆续有不少学者在从事关于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高梦滔、姚洋（2004）运用

Abowd和Farber模型，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八个省市的农户就诊行为进行了估计，

结果发现，处于生育期和抚育期的女性往往在医疗利用上获得优先地位；独生子女由于没有兄弟姐

妹的竞争，医疗服务也更容易得到满足；家庭距离医疗机构的距离大大降低了医疗服务利用概率。

封进（2006）从医疗负担的角度出发，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1997和1999年的数据对中国农村居

民的就医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疾病程度越高、自评健康越差的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率越高；

同时她的研究还发现教育对于医疗服务利用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利用同样的数据库，吴晶（2006）

考察了1997、1999、2000年中国患者的就医行为，研究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

教育程度和疾病程度越高的人，医疗服务利用率越高。

尽管国内外对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很多，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很少有研

究全面分析各种因素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即先决变量、使能变量、需要变量的全面影响。同时，

也很少有研究去关注中国农村居民的就医行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

通过对权威机构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Anderson模型中先决变量、使能变量、需要变

量对于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行为的影响。

三、模型的选择

Grossman（1972）首先研究了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以及由此引起的消费－医疗支出行为60。基于

他们的研究，患病后农民选择治病与否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预期效用函数模型来表示。该模型认为，

农户的预期效用不仅取决于消费水平，还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这是由于患病会带来负的效用，医

疗支出可以提高健康水平，从而直接影响农户的预期效用。与传统模型不同，考虑到患病后接受医

疗与否的决策的预期效用会因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在模型中引入家庭财富和家庭人均

收入这两个刻画个体特征的变量，以体现个体决策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差异61。

综上所述，我们假设农户患病后治疗和不治疗的预期效用函数分别为

其中，h代表着健康状况，y代表收入水平，w代表家庭财富，c代表生病需要的花费，ε为误差

项，λ为参数。 60Us=U(hs, cs,ys, ws,εs;λs) 和 Uns=U(hns, cns, yns, wns,εns;λns) 在Grossman的模型中，健康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品，健康的投资性主要表现在减少疾病带来的时间损失，通过增

加市场性或非市场性活动时间，获得更多的收益。

61医疗决策一般为家庭决策，所以用家庭财富和家庭人均收入来表示个体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