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在后面的义和团运动里面将还会讲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辛丑条约》居然有这么一个规定：中国人不得组织参加和任何对帝国主义的组织。这说明，资本－帝国主义不仅企图驯服中国政府，而且企图驯服中国人民。

（三）扶植、收买代理人

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得到列强支持的奕 、文祥等满族贵族掌握了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列强双扶植曾国藩、李鸿章等湘系、淮系官僚，并胳膊他们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和练兵。曾、李后来分别担任总督及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实行对外妥协的方针。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甚至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末，帝国主义列强年中握有军权的袁世凯，支持他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死后，又分别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各派军阀首领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与进行混战。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除了强迫中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外，主要是利用其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进行掠夺和榨取，逐步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一）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清政府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各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统治的基地。

（二）剥夺中国的关税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