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纳粹罪行，其前提当然是承认纽伦堡审判的定罪原则；第二，通过延长时效用更明确、更彻底的方式与纳粹罪行划清界线，以此达到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的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净化；第三，通过对纳粹罪犯不懈的追诉，证明德国人也是有羞耻感的民族，他们绝不与谋杀犯为伍；第四，继续追究并审判本民族的罪犯不会损害民族尊严，相反，它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联邦议院在辩论后作出了妥协性决议，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期限延长至1969年。决议虽然没有达到以本达为首的一些议员主张将时效延长至1975年的目的，但这次辩论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更多的德国政治精英公开表现出他们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和政治责任感，在法律上、政治上开始认真严肃对待追诉纳粹罪行问题，并把它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坚持下去。1965年追诉时效辩论的一个积极成果是，1965年4月路德维希堡纳粹罪行侦查中心的检察官由15名增加到50人。1969年联邦议院就追诉时效问题进行了第三次辩论，和前两次一样，辩论以妥协性决议告终。1979年7月3日，经过辩论后联邦议院接受了取消对纳粹谋杀罪行和集体谋杀罪行有追诉时效的动议。至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将无限期继续下去，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地成为一个公众广泛讨论的直接涉及德国政治文化的主题。毫无疑问，正是乌尔姆审判、奥斯维辛审判这类由德国司法机构进行的审判和关于追诉时效的讨论，激发了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的意识觉醒。但是，正确的历史观的形成并成为广大公众接受的主流意识，在德国直到60年代后期才有重大进展。

68年一代与自觉意识的传承

60年代后期德国政府和媒体加强了历史意识方面的教育和传播，奥斯维辛开始成为德国人历史意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奥斯维辛审判给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和战后的一代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同的。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给年轻一代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打击，其反应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是羞耻，最后是强烈的愤怒，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爆发。60年代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