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应该强调的是审判产生的广泛和深远的政治及社会效果。借助媒体的持续报道，乌尔姆审判和奥斯维辛审判等重要审判起到了一种对国民进行纳粹历史再认识和再教育的作用，德国人经历了一次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启蒙，虽然这并不是审判的初衷，但却是它的最成功之处。在舆论压力和公众的关注下，联邦议院议员在对时效问题进行辩论时，始终无法摆脱审判纳粹罪行产生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压力，联邦议院在时效问题上的一再妥协直至最终取消时效，反映了德国政治精英在反省纳粹历史上的一个艰难过程和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的两难选择。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盟国的占领政策、来自外部的压力、德国国内较强大的左翼力量、欧洲传统的民主价值观和德国人思辨的民族特性，而战后对纳粹罪犯的审判和对时效问题的辩论是产生自觉意识的强有力的催化剂，它对激发68年一代自我意识的质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欧洲的和平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的复兴和进步，德国人在反省纳粹历史问题上的自觉意识及其传承是其主要动力。

在纪念二次大战结束60周年之际，当年的两个加害国德国和日本在反省历史的态度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就在德国政府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立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的时候，日本领导人仍在顽固坚持其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的立场。日本目前反省二战的态度甚至还不及德国50年代中期流行的“受骗论”，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日本的政治精英、司法、媒体和民意的主流中根本没有反省二战历史的自觉意识，这是中日历史问题难以化解的根本症结。更严重的问题是，日本没有接受德国反省历史的自觉意识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