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犯和主要罪犯已经受到惩处，德国的纳粹历史已经得到清算，追诉时效也因此没有理由再延长。社民党议员阿伦特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他援引雅斯贝斯在《罪责问题》一书的有关论述认为，纳粹罪犯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而从基督教的道义审问（Gewissensbefragung）的角度出发，经历纳粹统治的德国人还应该承担历史及道德罪责，因为他们对纳粹罪行或无动于衷，或袖手旁观。

在辩论中，自民党议员德勒强调，追诉时效问题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据他的观点，联邦议院在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时不应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避免问题复杂化。基民盟议员本达在会上予以反驳，认为时效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当今的法制国家必须同时力求正义”。和内阁的动议相反，他和其他一些议员一起提出了延长时效的动议，原因是“首先考虑到民族的正义感将会以不可忍受的方式遭到腐蚀，如果谋杀不必赎罪，尽管它可以赎罪。”（注：Wlihelm von Sternburg：Erst Benda＇65.Keine Verj hrung von NS-Verbrechen.In：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 Hefte,1—2/2001,S.50.）针对有议员提出为了民族的荣誉应结束对纳粹罪犯的追诉和审判，本达强调指出，民族荣誉也是他提出上述动议的原因之一，“谈到民族荣誉这一概念我要说，这个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谋杀犯的民族 ”。（注：Wlihelm von Sternburg：Erst Benda＇65.Keine Verjhrung von NS-Verbrechen.In：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 Hefte,1—2/2001,S.50.）在解释为什么坚决反对最终结束对纳粹罪犯继续追诉时他说，这不是因为“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注：Wlihelm von Sternburg：Erst Benda＇65.Keine Verjhrung von NS-Verbrechen.In：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 Hefte,1—

2/2001,S.51.）这次议会辩论的最大特点是，议员们的立场不以政党归属划分，而是取决于各人对如何继续追究纳粹罪行的认识，这里政治责任，特别是个人的良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达采取反对自己所属政党的立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进一步分析本达的立场，可以得出四点结论，第一，本达更赞成以自然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