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情史》中的动植物形象(9)

冯梦龙采用“物化”的艺术手段，摘选出情化、情妖、情通三种类别的动植物形象，并借这些动、植物形象或灵性或诡异的特征来突出人物形象，深化主题。这种主题就是“情”文化，它纠正“情”的偏见和矛盾，使人们走向了“情正”，也即实现了冯梦龙教化的目的。这种情理文化在宋明理学趋于式微、王学左派蓬勃发展之时提出，具有特殊的意义。

综上所述，《情化类》、《情妖类》、《情通类》三卷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形象，它们被赋予内涵，在反映当时社会文化所包含的情理思想的同时，也反映了冯梦龙的情教倾向。这些动植物形象应和了明代中后期新兴市民的情趣和品味，既折射了当时市民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又张扬了人性。这是社会与文学关系的妥协，是社会对文学的影响，是文学对社会的反映。作为“情”的解说者，冯梦龙跟孔子一样认为礼（理）“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学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力量”①、“相信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标准”②。另外，“彼未参乎情理之中，奈之何易言情也”③，跟同年代的文学家李贽、徐渭、汤显祖一样，冯梦龙以“情”为立足点，为“情”著书立说，终就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成为情理的教化者，代表了明代反理学思潮中强硬的一端。冯氏的情理观念对当时的社会风尚有着重大的调节作用，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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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黄河选编.儒家二十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1:125 黄河选编.儒家二十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