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情史》中的动植物形象(4)

动植物之间的界限，成功建构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理想。道家的 “心斋”、“忘我”、“坐忘”是“物化”思维的同类衍生词，其皆为庄子追求自由的理论依据。儒道相济，儒家“比德”、“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也成为了“物化”思维的重要文化渊源。庄子的“齐物”理想里有蝶，有鱼，有鸟。蝶是“庄周晓梦”之蝶，鱼是鲲，鸟是大鹏鸟，是鲲化后的鸟，此鸟“其名为鹏”①。这些形象在庄子的审美构架中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构成了庄子“物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东晋玄学家张湛在《列子注 周穆王》中就庄子的“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做了解释：“此情化往复也”。表明“物化”是人与动、植物之间的互情化。在审美过程中，这种“情化”、“物化”让描写对象和刻画的主体不分彼此，使评辑的对象有了物性以外的情理性质。人与物之间具有某种相似的属性特征和生命现象，不论是“情化物”还是“物化人”，都完全符合审美的客观规律。

《情史》三卷充满着“情化物”、“物化人”思维的描写。比如：

《情妖类 蚱蜢》中的蚱蜢是“一青衣女子，作两髻，姿色甚美”。“青衣”是蚱蜢的外形色彩，“两髻”是蚱蜢的两翼。蚱蜢与女子之间可以相互置换，但藏掖不了事物的本质，不论怎样置换，交换身份后的事物都有着置换前的生命痕迹。《情妖类 鸳鸯白鸥》中的小姐和丫鬟，一化鸳鸯鸟，一化白鸥，一着锦衣，一着素衣。物色、级别皆都有所统一。《情妖类·芭蕉》中的“芭蕉”化成“绿衣媚容”的女子，其中的“绿衣”则是借芭蕉的绿色外表而描摹的。“物化”后的动植物皆是如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第三，人与动植物之间是互生的，在物性空间与人性空间的转换中不存在蹊跷问题，给予了筛选对象可观的解释。作品有男化女，并与爱人结为夫妇者，但一句“虽不化女可也”，表明只要情意真，就不在乎是否有性别差异；作品有闺怨化风者，“夫恶男子之远行，而誓为风以阻之，情蔽而愚矣。其灵也可化，其愚也亦可欺”，可见因爱生恨，扭曲心灵，继而转化为物，是愚蠢的变相；有投河化神、妒忌变态者，在爱的面前，缺乏自信，人性不够，情义泯灭；有怨气成火者，情感得不到回报的变态作为；有化身为铁、死不甘心者，爱之坚固，化铁不灭；有死后心化金石者，心不灭，情不断，极力抵抗落后的封建伦理道德，至情至上。

《情史》三卷素材来源于古籍（《搜神记》、《齐谐记》、《江湖纪闻》、《邸报》、《琴清》等）、民间故事（妒妇津、望夫石的故事等）、民间传说（江淮“婆饼焦”食品的由来等）、音乐作品（《雉朝飞》的传说等），类别众多，挑选甚广。但无论如何编撰，作为叙述的道具，描写的动、植物形象皆可被人或其他动植物形象所置换，反映了冯氏的思想蕴涵和艺术观照。有曰，“动植物文化意象被应用在语言或作品中，就会成功地唤醒每个人心灵深处的种族记忆，从而引发无限联想”②，任何成功塑造出的动植物形象及其视角呈现，皆是人的视角、人的思考的体现，“植物动物生长，众多自然界动植物与人类朝夕相处，一①

孙雍长注释.庄子[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