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2)

二

从前是怎样课处罚款的，新的罚款法是怎样产生的？

罚款法是不久前颁布的，才颁布了9年。1886年以前，根本没有罚款法，厂主想罚就罚，想罚多少就罚多少。那时厂主勒取的罚款高得惊人，靠罚款获得了大量收入。规定罚款有时全凭“厂主定夺”，无须说明罚款的原因。罚款有时高达工资的一半，工人要从挣得的每一卢布中交给厂主50戈比作为罚款。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除了罚款还规定了违约罚金；例如，离开工厂要罚10户布。每当厂主的买卖不好的时候，他可以轻易地违反契约，降低工资。他命令工头更严格地勒取罚款，剔除废品，结果等于降低了工人的工资。

工人长期忍受着所有这些压迫，但是随着大工厂，特别是纺织工厂的日益发展，随着它们对小作坊和手工织工的排挤，工人反对专横暴虐的怒火也日益强烈了。大约在10年以前，商人和厂主的买卖遇到了挫折即所谓危机：货物卖不出去；厂主受到了损失，便更加穷凶极恶地勒取罚款。工资本来就很少的工人已经不能再忍受新的压榨了，于是1885—1886年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三省开始了工人暴动。忍无可忍的工人停止了工作，向压迫者进行了狠狠的报复，他们破坏厂房和机器，有时还放火烧掉厂房和机器，殴打管理人员等等。

在所有的罢工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季莫费·萨维奇·莫罗佐夫的著名的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上的奥列霍沃车站附近的尼科利斯科耶镇）的罢工。从1882年起，莫罗佐夫开始降低工资，到1884年已经降低过5次。同时罚款也愈来愈厉害了：在全厂，罚款几乎占工资的四分之一（一卢布工资要罚掉24戈比），个别工人的罚款有时达到工资的一半。为了掩盖这种高得不象话的罚款，厂方在发生暴乱的前一年曾经这样做过：强行解雇那些罚款数达工资一半的工人，然后，甚至就在同一天又让这些工人来上工，并发给他们一个新的工资簿。厂方用这种方法来销毁那些记载着巨额罚款的工资簿。旷工1天要扣3天的工资，抽一次烟要罚3个、4个和5个卢布。工人忍无可忍，就在1885年1月7日扔下工作，接连几天捣毁厂主开设的店铺、工头绍林的住宅和其他一些厂房。这次上万工人（人数达11000）的可怕暴动使政府大为震惊：军队、省长、弗拉基米尔的检察长、莫斯科的检察长都立即赶到奥列霍沃－祖耶沃。在和罢工者谈判的时候，工人群众交给这些官员一些“工人自己拟定的条件”。[21]工人在这些条件中，要求发还自1884年复活节起所扣的罚款，要求今后罚款不超过工资的5％，即在每一卢布的工资中不超过5戈比，要求旷工1天所扣的罚款不超过1卢布。此外，工人还要求恢复1881—1882年度的工资标准，要求厂主付给工人因厂主的过失而未上班的工资，完全解雇工人要在15天以前通知，验收货物要有工人在场作证等等。 这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给予政府很深的印象，它看见当工人一致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当一致行动的工人群众直接提出自己要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厂主们也感觉到了工人的力量，因而比较谨慎些了。例如《新时报》[22]发自奥列霍沃－祖耶沃的消息中说：“去年的暴乱（即1885年1月莫罗佐夫工厂的暴乱）的意义，在于它立刻改变了奥列霍沃－祖耶沃各工厂和附近各工厂的旧制度。”这就是说，当工人一致要求取消这种丑恶的制度时，不仅莫罗佐夫工厂的厂主必须改变这种制度，甚至连邻近的厂主也让步了，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厂里也发生暴乱。该报又说道：“主要的是现在确立了对工人较为人道的态度，而在以前只有少数工厂管理人员才有这种态度。”

甚至《莫斯科新闻》[23]（该报总是袒护厂主，把一切过错都推在工人身上）也了解到要保留旧制度是不可能的了，并且不得不承认任意罚款是“激起极其可恶的违法乱纪行为的祸根”，承认“厂主开设的店铺简直是进行抢劫”，因此必须制定关于罚款的法律和条例。

这次罢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对工人的审判而更加扩大了。有33个工人因罢工期间采取暴力行为和袭击卫兵（一部分工人在罢工期间被捕后被关在一幢房子里，但是他们破门逃走了）而被交付法庭审判。审判于1886年5月在弗拉基米尔城进行。陪审员们宣告所有被告无罪，因为在法庭上，证人的证词——其中也包括厂主季·萨·莫罗佐夫、经理迪阿诺夫和很多织工的证词——说明工人遭受了种种非人的虐待。这次法院的判决不仅是直接对莫罗佐夫及其管理人员的谴责，也是直接对一切旧工厂制度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