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大众传媒(4)

先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中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将我们的研究落到实处从真正的个案解剖中来，把经验分析透了，把个案解剖透了，才是有意义的。当然其中肯定会有理论预设，没有一个可以套用的西方模式，来应对自身丰富复杂的经验。这就为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建立自我话语的要求。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的体制建构，买卖之间存在平等自愿的交往关系，这样一种关系进而成为生产者的牟利诉求，我们必须要在这种作为体制现实的大众文化下进行讨论；而且这种情况下的大众文化，其意义走向呈现多元化动态的特征，并非专为精英文化而设，学者们应该对这种文化持一种反思立场。这种反思的立场是，我们不应该赞成它，也不应该不去批判他，但这种批判应该是平等的、谦逊的、对话的、交流的。

同时，学者们都非常关注大众文化的接受主体，

特别是青少年。青少年的审美趣味与其人生经历有关。作为受众，他们有求知向善的一面，有互动参与的一面，还有避难趋易的一面。有学者认为，要注意媒体的积极作用，要利用媒体的自身优点进行反操纵，对接受主体进行正确的引导。但是我们的研究者也意识到，研究者与受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白烨与韩寒的韩白之争所表征的问题。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受众，成为了知识分子在确立自身立场上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而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引导大众，成为了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

二、大众传媒时代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文学研究的出路

与会者们在会上颇多讨论到大众传媒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的问题。其中多带有自身和学科反思的意味。

对于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研究立场，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认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在大众传媒的平台上面临着身份的尴尬，文艺工作者失去了指导性的身份，甚至是“斯文扫地”。文学成为公共领域，同时，文学家也成为市场化当中的一份中坚力量，如教授编选书籍、作家与出版社之间所建立的共谋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