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基层行政组织形式(2)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基层行政组织形式

年），思州守令田景贤归顺元朝，置思州安抚司，领务川、邛水、安夷、思邛４县，隶属湖广行省，因此，“社”有可能同样是元代西南地区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之一。以至到了元末明初，很多乡村组织都以“社”之名来称呼，村社制已成为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社”经过金代的巩固，元代的发展，到明清时，已逐步以“里社”的形式与“保甲”制度并存。此时，里社综合“里”与“社”的职能，作用主要转向调查人丁户口，为征收赋役服务。

二、里甲的设置

里的名称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里亭制，经魏晋南北朝的三长制、唐宋时期的邻保制及元代的社制，口】明代时已发展为较成熟的里甲制。明初在历经战乱之后，各地人口减少，便于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编造赋役黄册时建立里甲，里甲成为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组织。与元代的“社”一样，里甲不是一级政权机构，但其直接管理百姓，成为明王朝庞大统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元代的“社”不同，明代的里甲还要承担协助当地官府维持社会治安、保持稳定的生产秩序的职能。，这些职能在西南地区的里甲也如此。《重修邓川志》记载：“各甲立一牌，开生理人口，并兵器等物。”１４］操作上，十甲牌法规定：“每家各置一牌，备写门户、籍贯及人丁多寡之数，有无寄庄暂宿之人。揭于各家门首，以凭官府查考。仍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姓名，背写本院告谕。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查动静。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罪。”ｂ】此外，明代的里甲还兼具地方司法、教育的功能，且通过设立老人制度而实现这一职能。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年），朱元璋为恢复成周之治倡设“老人制度”。他说：“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希望通过里设老人。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词讼，若户、婚、田、宅、战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而径诉于官，此之为越诉”［６】。这一总体规定，在西南地区也得以推行。《重修邓Ｊｆ『州志卷五》中“里老”记载：“各里设一人，以寨（塞）奸细，以警大盗，以息争讼，以平贸易”；“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之善，平乡里争讼”，老人可以决断乡里的民事及轻微的刑事纠纷。

清代，清政府为了管理上的方便而建立的，在广西泗城府西隆州的彝族就被设为巴结甲倮倮亭。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的四大彝族土府改流地区，国家主要在基层设立里制。如大定府设仁育等六里；水城厅设有永顺等十里；平远州设有向化等六里；云南镇雄在改流后，设致和等十里；毕节县下有六里，彝族集居地区设有平定、长乐二里。又如，康熙时，四川巴县乡村为１２里，即忠、孝、廉、节、仁、义、礼、智、慈、祥、正、直等，一里为十甲【７】，一直至清末。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年）六月十一日，《巴县详册》中载：“计开牙户刘兴芬，年二十八岁，身中面白无须，实系巴县直里三甲载粮民籍”【Ｒ】，说明巴县有里甲。清代力行保甲，康熙、乾隆年闯，清廷曾多次覆准四川推行保甲制度，并将“湖广填四川”的人一体编入，而巴县则一直沿用里甲制度。有清一代，全国州县中一直实行里甲制度者，除巴县外为数也不少［９】，如康熙二十四年，广东所属州县“经［３］参见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吾土与吾民＞，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版。

［４］［明］艾自修：《重修邓川州志》卷５《官师志＞。

［５］［清］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上）＞，上海书店１９８４年版。

［６］《明会要》卷５ｌ《民政》，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

［７】［民国］向楚等撰：《巴县志》卷２，线装本，据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刻版重印。

［８］《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６５—３６６页。

［９］李映发：《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