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协律与否，而一任心灵、性情的自然流露。刘辰翁说得好：“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东坡的词突破了音乐性的束缚，使词从附属于音乐转变为独立于音乐的新体式。

其实，苏轼词的协律与否还与他的创作对象、接受者有关。

沈义父《乐府指迷》曾说东坡诸公词“固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协律。”按照沈氏的意思，东坡“豪放”词有不协律处，而“不豪放”之词则协律可歌。的确，东坡词中有不少协律可歌或赠妓演唱的词，风格多清丽柔婉，接近于花间派——当然有变异。这些词的目的是供人演唱，为适应女性“谐婉”的歌喉，自须协律，声情也要求轻柔婉丽，否则会“拗尽天下人嗓子”。而另一大部分词是为表现自我、自我娱情而作，只供士大夫“玩辞”品鉴，并不求之入歌喉。这类士大夫之词既然不是为付之歌喉，创作构思时就不必斤斤计较于协律与否，而一任必灵、性情的自然流露，“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种词，只求言辞达意，痛快淋漓地传达出强烈的内心感受，创造出高远绝尘的美学境界，当然不会“剪裁”情感去迁就音律，故有不协律处。

苏轼的词突破了音律的束缚，使词能与诗一样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他都能用词来表达。南宋后期的词人如辛弃疾等“缘事而发”，感事而作，把词当作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来创作，不为音律所束缚，正是遵循了东坡所开拓的方向。王灼说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这便是其中“一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的音乐性。

四、苏轼的词在语言、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创新。

苏轼的词语言清新朴素，简洁畅达，不似柳词之俚俗，更没有花间词人的脂粉气，“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以清雄韶秀风长。如他的《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这是苏轼在徐州作知州时，去石潭谢雨的路上作的一组农村词中的一首。上阕用白描手法简单勾勒出平静而又忙碌的初夏农村景象。下转述词人的必理活动，烘托同农村淳朴的民风，也透露了词人平易亲切的性格。全词简淡古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