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清新自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此外，苏轼的词丰富了词的表现形式。

一、词外用词题、词序。东坡词大多是“感事”而作，但词毕竟是抒情的，而不是记事的。为了解决词的抒情性与纪实、叙事的矛盾，苏轼创造性地运用了词题和小序这种形式。本来，词题和小序并非苏轼首创，早于苏轼的张先便已尝试过。但他的词题和小序往往只起着交待时间、地点的作用，而与词本文则缺乏“互补”的作用。而东坡词则赋予词题和词序以新的功能，使词题和小序与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如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为词“感事性”表征，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中秋之夜，作者欢饮达旦，以致大醉，便作此篇，怀念其弟子由。因而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愿望便有一定的指向性，既怀念的是胞弟子由，而不是别人。这样就既不会冲淡词的抒情性，使词本文着重表现由事引发的情感，又交待了事件的某些过程，使词与序相互补充、生发。

二、词中大量用典。词中大量用典，当始于苏轼。东坡词用典，常常是间接叙事，因为一个典故，常包含着具体的历史事件，用历史典故代替正面叙事，往往可收到以少胜多之效。词的结构一般短小，不可能用大量的笔墨去陈述事件的过程，而用历史上相关近似的事件予以替代，可使词在有限的评议中蕴含容纳更丰富更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容。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纪实性。作者在具体描绘出猎场面中显示、表现主体的豪情壮志。但写打虎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于是用了孙郎射虎的典故来概括。这不仅让人想到昔日孙权射虎的具体故事，也可看到今日太守（词人自指）射虎的英姿。而下阕用冯唐故事，既抒发了自我的人生理想，也为历史人物鸣了不平。历史与现实被沟通，既具历史感又具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