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苏轼是宋代词坛上最杰出的革新家，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他的词如行云流水，若不经意，而气体高妙。苏轼的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表现出豪迈的气概，表现出旷达的胸怀，从而，新天下人耳目，为后人“指出向上一路”。

元代杨维桢在《赵氏诗序录》中说：“评诗品无异于人品，人有面目骨体，有性情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也然。”明代李贽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见解：“盖声色之采，发乎性情，由乎自然，性情激烈者音调自然疏缓，明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皆性自然之诣。”（《读律肤说》）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他关心国计，积极从政，宽简爱民，怀有以身许国的壮志。但由于政治上的屡遭挫折，他逐渐地接受了佛家和道家“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并以这种超然、旷达为支柱，在沉重的打击和险恶环境面前不消沉、不绝望，表现出一种遇事达观超脱，心胸开阔的性格。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反映在词中，便形成了其词独特的风格特色。后人评价苏轼，所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所谓宋词“至轼而又一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指明了他的突出地位。苏轼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苏轼强化了词人的主体意识、丰富了词的内容。

词长于抒情，从晚唐到五代的文人词，所抒之情往往是带有共性的情感，诸如男欢女爱、相思恨别、叹老嗟悲等。特别是温庭筠登上词坛，词在内容上局限于“艳科”的境界，主要以描写歌妓的生活感情、男女间的离情别恨，词风委婉含蓄，形成了左右词坛经久不衰的“花间派”。柳永的崛起，打破了花间词的一统天下，但仍跳不出“艳科”的范围。而苏轼以其“横放杰出”的天才，以诗为词，把诗家的“言志”和词人的“缘情”结合起来，注重表现词人的主体意识，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内质，丰富了词的内容，开辟了词的新境界。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