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脱，因此酣然而睡。如果不是“杜宇一声”，几乎不知东方之既白。东坡的词，风格如人格，词品如人品。东坡这种独特的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表现于词中，便构成其词独特的境界。这就是苏轼浪漫主义词风产生的基础。

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影响了他后世的历代词人。苏轼的豪放词“高处出神入画，平处当临镜笑春，不顾侪辈”（王灼《碧鸡漫志》）；“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表现出一种“我手写我口”1式的豪放清旷。于是，“弄笔者始知自振”。此后，豪放词人才辈出，其词作也蔚蔚大观，终于形成了与婉约词相对立的豪放词派。张元干、张孝祥深受苏轼影响，与苏轼豪放词一脉相承。爱国词人辛弃疾，更继承了苏轼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他以宏阔的笔法，抒发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豪爽的英雄本色，把词引上了更为激荡的社会现实，使宋词达到了第二个高峰。其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也都受到苏轼的影响，唱出了宋代豪放之余音。

三、苏词突破了音律的束缚。

人们评价苏轼，常说苏轼的词不合律。晁补之说：“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稍晚如李清照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依我看来，东坡的写法本也是词发展的正轨。词最早是作为一种音乐文艺而出现的。但词体一经诞生，就取得了它的独立性，可以不再依附于乐曲而独立发展。杨缵曾说：“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已少，依谱用字者百无一二。”可见，不协律之词也是词体发展的正常情况，是词体发展的另一种形式。

前人曾分词为伶工之词与士大夫之词两类。伶工之词，往往重在乐曲。《乐府指迷》说：“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士大夫之词，有一部分也为应歌而作，同于伶工之词；但主要是用于抒情言志，把词当作另一种形式的格律诗来创作，往往重在文词而轻于乐曲。苏轼性情高妙，胸怀旷达，为人超脱。注重词的天然浑成。他的门生张耒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己焉而不得者。”（《东山词序》）道出了其词的风格特征，“我手写我口”的自然与豪放。所以他在构思词时就不必斤斤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