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平等权、自由权、选举权、教育权和财产权等五个方面,对我国宪法在农民弱势群体保护方面的现状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我国宪法对农民弱势群体保护存在的缺失及其影响,继而寻找从宪法法源保护农民弱势地位的答案。

量需要劳工，城市的基本建设以及其它脏、累、夺、险的活儿也要人干，城市人是不愿意干的，你就来“打工”吧，但你们不能叫着“工人”，只能称为“农民工”，你们不能组织工会，你们的日工作时间都有10几个小时，但你们却没有劳动保险、没有社会保障，在与资方的博弈中，你们处于不利地位，这些我们不是不知道，但没有办法，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我们要的是GDP。

早就有“低人一等思想准备”的中国农民，虽然争不到与市民同等的权利，但还可以凭借祖传的应对专制主义的“逆来顺受精神”来作为内在支撑，在险象环生的不利环境下谋求生存。可怕的是，城市一些针对农民的制度安排和野蛮做法，已经大大突破了农民的生存底线，“收容遣送制度”就是这样一条臭名昭著的恶制。多年来，在《收容遣送办法》的“合法”庇护下，城市执法部门就利用这个吸血制度任意收容、敲诈、关押、毒打“农民工”。《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收容遣送制度”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农民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连自由行走的权利都没有了。

一、农民是中国真正的弱势群体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才被归纳在一起的，我们称之为“三农”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世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将使中国农业更加现代化，中国农村更加繁荣，中国农民更加富强。但我们更应该看到21世纪中国的复兴、繁荣和强大，不解决十分突出的“三农”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现代化，中国法治化的社会理想也无从谈起。正如“十五”计划报告中所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三农”问题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家、学者们所高度重视。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到毛泽东的“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农村包围城市”；从费孝通对“三农”问题的学院派研究到邓小平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创造的农村承包制、农民自治等制度；从过去的“问题导向”性研究，到“政策导向”性实践，再到“规范法治化”建设的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实质问题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