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述评(7)

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成因

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文化大革命”能持续达十年之久的重要社会原因。(40)

2.社会心理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开始将心理学引入对“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主要是从毛泽东的领袖心理和群众心理来探讨的。从领导心理学来看，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属于主动肯定型，他有很高的自我肯定意识，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心理因素影响，又基于他那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征，他在一定时期里不恰当地估计形势，得出中国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而从群众心理上来阐释，当时的群众有“团体思维”和“一致性”的社会心理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另外，当时的民众还有一种“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和对领袖的依赖心理，这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作用不能忽视。(41)

3.思想文化因素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思想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着独特的导向作用。有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重新扩张，构成了民众参与的驱动力；个人崇拜的滋长和盛行，奠定了重要政治资源；“革命的斗争哲学”构筑了思想基础；“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理论基础；从众心理的影响，对民众参与“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助动作用。(42)

另外还有学者将“左”倾错误纳入文化领域来考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从“左”倾思潮看来，知识分子是持其所创造和拥有的知识而居于精神上的特权地位，各级党政干部则因其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和地位而容易导致思想上的特权意识和官僚主义滋生。试图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因社会分工造成的社会不同劳动方式的差别，以从根本上杜绝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来实现平均主义的社会，所以就有必要对整个社会的分工进行一次倒置性调整，改变劳苦大众文化上的不平等地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动机和内容之一。(43)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几点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研究中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应该加强国内外学者及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

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从理论探讨到资料收集都起步较早，而且发展也较快。国外学者的有关学术论文、论著，虽然由于作者的立场、价值取向、观点和某些资料的限制，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因此，应适当地选择一些有学术价值、有影响的国外研究著述加以翻译、介绍和评论；此外将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到国外，以加强“文化大革命”成因研究中的学术交流，这对于推动对“文化大革命”成因研究的深化很有必要。近年来，国内史学工作者在这些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推进的力度还很不够。

（二）需要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总的来看，国内关于“文化大革命”成因的研究存在着选题重复、重述轻论、重微观轻宏观的不足，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传统的叙事史学的框架内，而对于其中的深层原因缺乏应有的解释和说明。因此，应把成因研究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从各个不同领域，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加强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具体问题的研究，使“文化大革命”成因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三）注意解决影响“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

一是资料不完整。到目前为止，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档案材料仍没有解密，只有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