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述评(3)

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成因

东是很谦虚、很谨慎的，并没有动用他的“最后决定之权”。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他逐渐不谨慎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与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被破坏。权力是崇拜的基础，也是产生封建专制主义的温床。党的领袖掌握着巨大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又存在着事实上的终身制，再加上领袖个人的欣赏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存在对毛泽东进行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快盛行起来。这样，党内个人专断同个人崇拜交互作用，把领袖个人推到凌驾于群众和中央领导集体之上的带有神圣光环的权威地位，具有主宰一切、决定一切的大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处理是否得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一个人。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亿万人民的悲欢离合，甚至生死存亡。(11) 从这个意义上应当肯定地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12)

（二）国际原因说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术界主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冷战史两个角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国际原因。

1.从国际共运角度的研究

《决议》指出：“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13) 有的学者认为中苏矛盾，特别是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名的中苏两党大论战，确实是一副强烈的催化剂，成为推动中共党内“左”倾思想恶性膨胀的重要因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直接准备。第一，制造了“反修防变”的现实危机感，一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推进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使反修斗争得以普及，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群众基础。第二，在中苏论战的推动下，原已存在于中共党内的“左”倾理论日益完备化和系统化，并被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武器。第三，赫鲁晓夫在苏联搞“和平演变”的警钟，促进了改换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第四，促成和发展了一种以“和苏修对着干”为特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错误思维方式促使人们毫不犹豫地服从错误领导，从而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的深渊。(14) 邢和明对“文革”成因中的苏联因素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对我们提出“大过渡”的论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起来；对苏联社会政治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导致了在国内清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此外，对苏联文化领域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导致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批判。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促成“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5) 可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反修防修”思想和理论的重大实践和演习。

有的研究者认为，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政党的关系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主要是指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领袖和政党的关系上出现的偏差，对我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国际原因。(16)另有学者认为，苏共二十大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交互作用下出现动荡局面，而这又给帝国主义以反苏反共的口实。这种国际背景给中共和毛泽东的影响是直接的，在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曾反复强调，这是因为波匈两国的执政党没有抓好阶级斗争。于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人为地扩大化了，造成了建国以后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第一次“左”倾错误升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肇端。(17)

2.从冷战史角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