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文化大革命”成因问题研究述评(5)

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成因

发的重要因素——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社会现象得以滋生的条件。(24)

2.党内高层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的长期积累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向歧途的结果。它根源于1956年以后党内高层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重大原则性分歧与矛盾的长期积累，主要体现在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维护与否定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视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所以对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并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忧虑。为了进一步推行他的经济主张，他便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某种手段将出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成分”予以清除。经济建设上的分歧不仅在政治上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和实践恶性发展，而且在组织上与个人专断作风互动交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25) 另有学者认为，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那些党内分歧和政治斗争都根源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又围绕着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逐渐激化和升级。庐山会议由经济问题引发；八届十中全会上的斗争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困境的意见分歧；“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先导说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生产关系发生变异，正是这场内乱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26)

（四）政治原因说

1.制度原因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27) 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这一论点非常精辟。制度因素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原因。“权力过分集中”是制度问题，“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整个政治生活不健康”是制度问题，“民主集中制被破坏”、“集体领导被破坏”也是制度问题。制度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文化大革命”就是制度不完善不健全造成的。(28)

2.体制原因

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存在弊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历来认为，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情报”。而正确的情报则取决于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的完善与否。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以单一行政渠道纵向传输为主的直线性结构，这就造成按照决策机关主观偏好收集加工处理信息，造成信息失真并成为许多错误决策的基础。(29) 如果说单一纵向的信息传输方式导致了失真信息的产生，那么，民主的平等的思想信息交换是可以辨别这些导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的真伪的。但是当时的国家机关特别是党的组织并没有形成一个辨别失真信息的机制。另外，由于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导致的信息量不足，促使上层决策核心不得不另辟新径，获取自己必要的信息资源。于是，非常规的政治信息传输渠道便应运而生。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在非常规渠道的传输过程中，具有特殊身份的江青起了关键的作用。而这种非常规的政治信息摄取渠道强化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30)

决策体制、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存在着弊端。任何一场政治运动的发动仅有主观意识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通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变成具有法定效力的决策。因此，决策体制是否科学、完善，对一个决策的最后形成具有直接影响。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国决策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党代政、高度集权。这种高度集权的决策体制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在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各企事业单位中，决策权力集中于党组织，特别是集中于党的第一书记；二是在党组织范围内，决策权力集中于党中央；三是在党中央范围内，决策权力集中于毛泽东。(31) 这种高度集权的决策结构和决策方式，使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只赋予极少数人，“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决策结构和方式的产物。